第一篇 整体篇

第一章 明初傅安六次出使西域

明朝初年，王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派遣使臣四出交往，在西域、西洋与东洋全方位铺开，欲重修与域外各国的外交关系，招徕各国来朝，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一个新时期。明朝初年对外联系极其频繁，中西交通大开，至今为中外学者所津津乐道的，首推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明初与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交相辉映的，有傅安、陈诚等从陆路出使西域。当时的陆路交通，也曾作为明统治者全面对外政策体现的一部分，反映出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外建立联系的雄心勃勃。海陆并举，堪称历史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盛世。对于郑和与陈诚的出使业绩，早已为业界所瞩目，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而曾六次出使西域的傅安，是明朝出使西域的重要使臣，其人其事却因无出使记录留传，《明史》又未曾立传可供稽考，因此久已湮沉，鲜见专门论述。笔者最先征引新发现的万斯同钞本《明史纪传·傅安传》以推进该专题研究，[1]对傅安这一明初中西交通重要使者的生平事迹加以钩稽，以期有裨于明代丝绸之路及明初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第一节 明初中国与帖木儿帝国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励精图治，经略雄伟，在对外关系方面，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制定了睦邻政策。自元末以来，因长期战乱，“四方遐远，信好不通”[2]，所以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屡屡遣使四出，诏谕“僻在远方”的国家，欲宣扬国威，重修与各国的友好关系，招致各国来朝，“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3]。

与西域、中亚诸国友好关系的建立，是明初对外政策的重要环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原因极其明显，明初元顺帝“北出渔阳，旋与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4]。顺帝死后，洪武三年（1370），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改元宣光，史称北元。蒙古军队不时出没塞下，侵扰明边。明太祖屡次调兵征伐，无奈欲增不能。北部边境局势不能完全稳定，始终是明统治者的心腹之患。因此，明初打通西域陆路孔道的积极的外交活动，实际上与出兵漠北紧密相连，同样是为保障明朝边境安宁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然而，太祖虽“欲通西域”，但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遐方君长未有至者”[5]。

明初，中亚地区兴起了帖木儿帝国。帝国的创建者帖木儿于1370年在撒马儿罕宣布他是成吉思汗系的继承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因为娶了成吉思汗家族卡赞汗的女儿、忽辛艾米儿的寡妻为后，在明朝，他也被称作“驸马帖木儿”。[6]其在位期间（1370—1405），不断向外扩张，野心极大，曾经扬言：“世界整个有人居住的空间，没有大到可以有两个国王的程度。”[7]他把野心付诸行动，通过一系列的远征和侵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驰骋于中亚、波斯、印度、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西利亚等地之中”,“他并为欧洲人开辟经过波斯到中国和印度的陆道”[8]。明朝称其为撒马儿罕，是因为帖木儿帝国的都城设于撒马儿罕，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中亚名城，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成为连接东西方交通路线的重要枢纽，帖木儿帝国的兴盛，更使它成为当时中亚最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直接交往，始于洪武二十年（1387）。此前，明太祖派出往谕撒马儿罕的使臣，究竟到达与否，尚无史料证实。《明史·撒马儿罕传》裁：“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明太祖为之设宴，并赐金。自此以后，史载撒马儿罕“二十二年复进马，二十四年进海青”[9]。两国之间建立起友好关系。

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太祖命主事宽彻、御史韩敬、评事唐铮出使哈梅里、别失八里及撒马儿罕。[10]宽彻等是史籍记载其名的明代首批派往撒马儿罕的使者。[11]但是，他们没能到达目的地。行至别失八里，为其王黑的儿火者所扣留，根本未能再向西行，只副使韩敬和唐铮得还于朝。别失八里，是察哈台后裔于1370年建立的西域大国，后南接于阗，北连瓦剌，西抵撒马儿罕，东到火州。因建都于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而得名。时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匹，并进表于明太祖：

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成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出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和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12]

这一长篇贡表极尽表美之辞，大得明太祖欢心，“嘉其有文”。于是，第二年，有“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之举。[13]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帖木儿的这篇贡表通篇都是纯粹中国式的阿谀之词，并非出自帖木儿之手，而可能是明朝边吏的捏报，反而可以说明两者关系显得不正常。[14]然而，正是以此为契机，傅安开始了作为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使者的生涯。

第二节 傅安第一次出使西域

关于傅安，《明史》无传，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明史》的蓝本——万斯同《明史纪传》抄本中，保留有他的传记，[15]参之于方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记载，可使我们对其生平事迹得以有较全面的了解。

傅安（? —1429），字志道，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因其原籍太康（今河南太康），徙居祥符之朱仙镇，故《祥符县志》及《太康县志》均将其列入人物传中。[16]他以刀笔吏起家，为南京后军都督府吏，后历四夷馆通事、舍人，鸿胪寺序班，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才擢兵科给事中。[17]次年，以命踏上了通往西域中亚的漫漫征途。此后，傅安六次出使西域中亚，为明初陆路丝绸之路的畅达，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傅安第一次出使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至永乐五年（1407）六月。

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派出了傅安使团。然而，翻检史册，无论是《明太祖实录》，还是《明史纪传》，都没有载明出使月份。徐学聚《国朝典汇》系于是年十一月，[18]而傅维麟《明书》则系于是年十二月。[19]与之可以互为参证的，是波斯人毛拉那歇力甫爱丁阿梨所著《武功记》，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有节译，曰：“洪武二十九年（西文译本作1396年，明使或于二十八年冬出发，故迟一年也）帖木儿在西红河（即锡儿河）畔乞那斯城度冬时（或为年初之冬），契丹国皇帝唐古司汗之大使至，携带珍异礼物。”[20]据此，可知傅安一行确于洪武二十八年出发，在二十九年初到达中亚。而值得考虑的是，当时明朝都城尚在中国南方的南京，距离西域路途遥远，行程崎岖，加之入冬后天气寒冷，又添诸多不便，使团如果二十八年冬出发，则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次年初到达目的地。因此，这次出使的时间尚待考。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撒马儿罕遣使贡马，帝赐钞有差，不见提及遣使之事，[21]由此，可知傅安等当于此前即已出发，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次年年初之时，到达帖木儿所在的锡尔河畔。

傅安使团是有中外史籍记载的明朝到达西域中亚的第一个使团。组成这一使团的除傅安以外，还有给事中郭骥、御史姚臣、中官刘惟，以及将士一千五百人。使团规模庞大，这固然与明太祖以宣扬国威、招徕远人为主要目的的对外政策相互联系，也与宽彻使团被中途拘留的不幸事件有所关联。

这一年九月，明太祖更定了《皇明祖训》，其中特别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22]正是在这样的对外政策的基调上，太祖派出傅安使团出使中亚的撒马儿罕和哈烈。哈烈当时也隶属于帖木儿帝国，不久成为帖木儿之子沙哈鲁的管辖之地。[23]

《明史纪传》记载了傅安一行的出使路线。使团沿丝绸古道西行，自肃州（今甘肃酒泉）出嘉峪关，“西行八百里，抵流沙”（今新疆境内白龙堆沙漠）,“又西北行二千余里，至哈梅里”（今新疆哈密），再“西涉瀚海”（明代指戈壁沙漠）,“行千三百里，至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又西行至亦剌八里”（又名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由此，再“西行三千里”，始到达目的地撒马儿罕。从这里，我们得以了解明初东西交通陆路——即丝绸之路的运行路线。

傅安一行一路风餐露宿，千里跋涉，“所至宣天子威德，频赐金赏，其酋长多稽首欲通贡”[24]。但当他们历尽艰辛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对明朝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虽然使团踏上行程之初，史载撒马儿罕的贡马曾“一岁再至，以千计”，但此后，帖木儿却再没有派出到明廷的贡使，从此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这一突变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此前帖木儿忙于四处征战，“未遑东顾，故卑词厚币以求好与明，实非心悦诚服”[25]。自1372—1388年，他五次出兵波斯，灭亡了花剌子模，接着又于1388年攻入钦察。[26]凯旋的帖木儿正当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之时，接待了到达撒马儿罕的明朝使团，因此“骄倨不顺命，谓中国去我远，天子何如我何也”[27]。“负固不服。”

傅安肩负朝廷使命，对帖木儿“反复开谕”，多次宣扬国威，陈述明朝“富强振古莫比”。但帖木儿野心膨胀，反而骄横地“讽安使降”。傅安在撒马儿罕宫中表现高度的民族气节，“与议论词气侃侃”，曰“吾天朝使臣，可从汝反耶！”[28]帖木儿见不能说服傅安等人，于是企图用夸耀国土的广大来打动他们的心。他派遣使者引导傅安等游历他的庞大帝国，“由小安西至讨落思，安又西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还至黑鲁诸城，周行万数千余里”[29]。这次历时六年之久的游历虽是被迫的，但明朝的使团却因此远游到达了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讨落思），伊斯法罕（乙思不罕），设剌子（失剌思）,[30]以及今天阿富汗的赫拉特（黑鲁，即哈烈）等地，成为明朝从陆路向西方行程最远的使团。游历归来，傅安等仍不屈节，帖木儿恼羞成怒，“竟留不遣”，无礼地扣留了明朝的友好使团。

傅安等出使后，杳无音讯，明太祖于洪武三十年（1397）又派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出使撒马儿罕，也被帖木儿扣留。[31]

时光流逝，因靖难之役得以登上皇帝宝座的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锐意通四夷”，准备全力以赴投入北边事务，对于西域的关系更为重视。他很快就遣使撒马儿罕。中国史籍中没有载明使者姓名及出使情况，而当时正在撒马儿罕的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却亲笔记述了帖木儿对明朝使臣的无礼，载入他的《东使记》中。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般认为克拉维约在撒马儿罕宫中所见中国使臣，即被羁留在那里的给事中傅安等人，这是错误的。[32]《东使记》如是记载：“当我们尚在撒马儿罕之时，中国皇帝派来之使臣亦在此城。中国皇帝遣使之意，为帖木儿占有中国土地多处，例应按年纳贡。近七年来，帖木儿迄未献纳，特来责问。”并明确提到，中国之所以七年来没有前去责问，是由于内部发生了事故，“及事变平息，新天子即位，方得遣使来帖木儿处责问欠贡”[33]。根据《明太祖实录》，撒马儿罕自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月、三月“一岁再贡”之后，直至永乐二年（1404），也就是克拉维约所记年代，没有入贡的记载。从时间上计算，正好是七年。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克拉维约在撒马儿罕宫中所见到的中国使臣不是傅安一行，而是朱棣登基后派出的使臣。这时，彻底击败奥斯曼帝国数十万大军，把骄横一时的“霹雳”苏丹变为阶下囚的帖木儿，他的帝国辖境不仅包括河中地区、花剌子模、里海附近地区，及今天阿富汗的境域，还囊括有伊朗、印度部分地区，伊拉克、南高加索局部地区和西亚许多国家和地区。[34]但贪欲使他不能安宁，“他最急的是脱离中国属藩，并想使中国归向回教”[35]。于是，开始计划征服中国。[36]在撒马儿罕，他召集了诸首领大会，调发军队。“聚集步兵二十万，骑兵之数过之”[37]，又“修建了一系列前进哨所”。经过准备，“1404年，大军齐集在沙赫鲁黑亚到萨乌兰的锡儿河一线上，准备远征中国”[38]。并在1405年出兵东向。德国人细儿脱白格《游记》载帖木儿所征集的大军达一百八十万人，[39]恐有夸张。

关于帖木儿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永乐三年（1405）明廷已得到报告，并知其打算通过别失八里前来进攻。[40]为此，永乐帝曾敕谕甘肃总兵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41]。实际上，结果只是虚惊一场，帖木儿大军出发不久，他本人就于1405年2月18日（回历8月18日）死于讹答剌。[42]远征中国之梦立时化作了泡影。

帖木儿死后，国中大乱，其孙哈里嗣位后，不愿再结怨于明朝，“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等并贡方物”[43]。于是，永乐五年（1407）六月，羁留异国他乡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傅安一行，终于回归祖国。“初安之使西域，方壮龄。比归，须眉尽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皆物故。官军千五百人，而生还者十有七人而已。”[44]回国后，傅安立即向永乐帝报告了出使情况，以及撒马儿罕国中帖木儿已死，其孙哈里嗣位等帖木儿帝国状况，于是帝即“派指挥一人往祭其故王，而赐今王银币”。对傅安，帝“厚赍之，赐安第东华门外，改官礼科给事中”[45]。

傅安的第一次出使西域，“凡十三年，艰苦备尝，志节益励”[46]，不辱使命，“自是西域使者接济中国矣”，终于在明初重新开通了中国通向西方的交通孔道——古老的丝绸之路。

第三节 傅安第二至第六次出使西域

虽然第一次出使历时长久，傅安在回国时已经“须眉尽白”，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告老还乡。陈继儒《见闻录》载：“安既归，以老病不能任事，恳乞骸骨，上悯之，赐一品服致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说：“上念其久劳于外，赐一品服致仕”；萧彦《掖垣人鉴》言：“永乐七年复除兵科，老疾不能任事，赐一品服致仕”,[47]均为误载。事实是，此后因“安奉事既久，通知外国情伪，番人所信服。天子有事西域，必以安命”[48]。傅安奔波往来于西域丝绸之路古道漫漫沙海之中，又连续五次担当起中西交通友好使者的重任。

傅安的第二次出使，是在永乐六年（1408）四月至永乐七年（1409）六月。

他第一次出使归来的次年，撒马儿罕贡马的使臣又接踵而至，辞归国时，永乐皇帝特派傅安与之同行，出使撒马儿罕和哈烈，“赐其王哈里币十四表里，并赐哈烈等处头目有差”[49]。这是明朝与西域中亚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后，派出的第一批使团。而在此之前，哈烈和明朝没有直接交往，当时它由帖木儿之子沙哈鲁所统治，在中亚具有重要地位。实际上，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很快就丧失了大片领土，从此“帝国的首都是代撒马儿罕而兴起的沙哈鲁的官邸所在地哈烈”[50]，以后，沙哈鲁以其子兀鲁伯守撒马儿罕，他们与明朝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哈烈首次派遣到明廷的使臣，就是此次傅安奉使回国时，随他一同入朝的。由此，“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为首”[51]。双方的友好交往一直绵延至明中叶以后。与此同时，明朝与撒马儿罕的交往也步入了友好的正常轨道。

傅安第三次奉使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即在他风尘仆仆出使归来的同月，就又受命出使出行。出发时间或在稍后。其时，适值永乐皇帝即位后首次北巡至北京，接见随傅安入朝的撒马儿罕、哈烈等国使臣，心中大喜，故有是命，令傅安送使臣们还国，并颁赐诸王。[52]这次出使的归国时间史籍缺载，《明史纪传》中仅记永乐九年（1411）别失八里使臣入贡，“时安等已还朝”。

傅安的第四次出使，时间是在永乐九年（1411）闰十二月至永乐十一年（1413）十一月。

永乐九年，别失八里王马哈麻遣使入贡名马、文豹，帝派傅安送使还国。当时，瓦剌使者告别失八里王马哈麻欲袭击其部落，因此，傅安负有谕其顺天保境，制止双方兵端相见的使命，并携有丰厚的赐给之物。[53]回朝时，除马哈麻遣使随同入朝外，路途所经的火州王子哈三、柳城外万户观音奴、吐鲁番万户赛因帖木儿都派使者随至明廷，向永乐皇帝贡有名马、海青。[54]

傅安第五次出使于永乐十二年（1414）十月。时有自西域还朝者，报知别失八里情况，言其王马哈麻之母、弟相继死去。永乐皇帝得讯，为怀柔远人，派傅安持敕书前往慰问。[55]此次出使归期不明。

傅安的第六次出使，是在永乐十四年（1416）三月。这一年，别失八里之侄纳黑失只罕遣使至明朝贡马及方物，报知马哈麻丧，无子。永乐帝即遣傅安与中官李达前往吊祭，以玺书命纳黑失只罕嗣位为王，赐其金织文绮，盔甲弓刀。他因听说别失八里和哈烈此时有隙，双方怀有争斗交战之意，为了西域的稳定和安宁，以保证丝路交通的畅通无阻，还特别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和哈烈，使其放弃仇怨，建立睦邻关系，各自保境安民。[56]这是傅安最后一次奉命西使，归期为何时，史载阙如。但自这次出使后，傅安作为中西交通使臣的历史使命才完全移交给陈诚等人，结束了使者生涯。

奉使归来，傅安曾上疏：“自陈衰老，乞骸骨归乡里。”但帝未准，而是命他“食禄京师，不视事”。因其母在堂，自此不再派他出使远方。[57]正是这样，所以在此后一些年里，傅安的名字没有出现于史籍中。直至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实录》才又提到了他，记载如下：“行在吏部言，行在礼科给事中傅安使撒马儿罕，留二十余年始归，请给敕命。虽其历年久，未经考核，例难给授。上曰：‘安为朝廷使远夷，艰苦多矣，可拘常例乎？其即授之。'”[58]在这段记载中，傅安出使撒马儿罕被留的时间延长至二十余年，而其末次奉使的归期又史载阙如，因此，他这次出使经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此后一些史籍记载中出现不少矛盾之处。黄景昉《国史唯疑》载，傅安于永乐“十四年遣封别失八里为王，见羁复九年，宣德元年始归，给敕赐老而已”[59]。范景文《南枢志》记“已而，兀鲁伯贡马，复遣安报使。至洪熙元年始还国，请敕命”[60]。《祥符县志》云：“最后又使别失八里，封其酋纳里失罕为王，复被拘留者十余年乃还。洪熙末请终养，且乞赐敕命。”[61]这些记载或曰傅安末次出使国为兀鲁伯撒马儿罕；或曰出使别失八里，被羁多年才还朝。然而，翻阅史书，傅安最后的出使国明载为别失八里，时间在永乐十四年（1416）。而其出使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别失八里，还是撒马儿罕、哈烈，他们与明朝的关系都没有发生中断，故不可能扣留明朝的使臣。

先看别失八里。永乐十五年（1417），别失八里有贡使抵达明都，“言将嫁女撒马儿罕，请以马市妆奁”。帝“命中官李信等以绮、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1418），别失八里贡使至明廷，告以其王从弟弒王自立，徙部落西去，更改国号亦力把里。帝遣使官杨忠赐其新王弓刀盔甲及文绮、彩币，并大赐其头目七十余人。史载：“自是，奉贡不绝。”[62]

再看撒马儿罕。自傅安第一次出使回朝后，撒马儿罕“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63]。永乐十三年（1415）遣使随明使李达、陈诚入贡，去时，陈诚与中官鲁安同往，待陈诚等归国时，兀鲁伯使臣又与之俱来。永乐十八年（1420），陈诚与中官郭敬出使撒马儿罕的记录也赫然在册。

至于哈烈，自傅安永乐六年前往，其国始派使来贡后，使者络绎不绝，永乐八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均有贡使抵达明廷，而明朝使臣于此期间也多次往返。[64]

因此，既然双边关系都没有破裂的痕迹，那么各国就都不可能有羁留明王朝外交使臣的事件发生。

另外，傅安末次出使别失八里，与中官李达同行。史载李达于永乐十六年（1418）即又出使撒马儿罕及哈烈，[65]此可作为永乐十四年明廷派往别失八里的使团不曾被扣留的一个有力佐证。基于李达在永乐十六年九月再度出使的事实，可以推知傅安最后出使的归期时间当在此前，因此，应该说他并没有再度被羁留于出使国的经历。

这位在明初为中西丝绸之路的畅达辛劳一生的明朝使臣，故于宣德四年（1429），身后葬于其家乡祥符县朱仙镇之岳庙后。[66]

结语

适逢明初中西交通的黄金时代，傅安一生六次奉使西域、中亚。前三次，他的出使国是撒马儿罕和哈烈，后三次，他的出使国则是别失八里。史载撒马儿罕距嘉峪关九千七百余里，而哈烈更位于撒马儿罕西南二千八百余里，距嘉峪关有一万一千一百余里。[67]更不必说他首次出使撒马儿罕时，曾周游帖木儿帝国庞大的国土，最远到达过今天伊朗的设拉子、伊朗法罕和大不里士，行程又是一万一千余里。可以说他是明初陆路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次数最多、行程最广的一人。

据载，明初由国都北京到撒马儿罕“须行六阅月，有两月则经荒野中，向无人至，仅牧人驱其牛羊，四处逐水草而已”[68]。何况傅安前两次出使时，明朝的国都还在南京，尚未北迁，距离西域更是遥远，费时更多。在继元末战乱之后，西域局势不稳，跋涉于漫漫沙海、荒山野岭之中，傅安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成功地完成了中西交通使臣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在被羁留于异域十三载方得回归祖国之后，仍能意志不消沉，不辞劳苦地继续承担使者的使命达五次之多，历时又近十年，精神何其难能可贵。

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傅安出使时所表现的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以及被羁异国他乡而持节不辱的高尚民族气节。曾棨曾评曰：“昔张骞为汉使以通西域，为匈奴所羁留凡十有三年……功封博望侯……至今映照青史。今安以一介之使通道诸蕃，仗天子威灵，使羌夷部落莫不向风慕义，贡献方物，其视骞之功业夫岂相远哉。”[69]黄景昉曰：“前后为给事三十二年，羁留二十一年，白首生还，比之苏子卿何远。”[70]虽说傅安不曾被羁留异域长达二十一年，但其事迹精神却是完全可以同汉代之苏武相媲美的。

可惜的是，傅安的数次出使，没能留下宝贵的行程记录。孙奇逢《中州人物考》记其“著有《使远》”[71]。然现已失传。关于他的出使，曾棨曾云：“于时卿士大夫皆以安屡使绝域数万里为序。”[72]而今日所得见，也惟有曾棨的这篇序文，以及许彬的一首《送公奉使西域诗》。许彬诗曰：“四牡騑騑拥使车，河山万里雪晴初。黄沙古戍人烟少，白草塞云雁行疏。有稿不留南越馈，无媒谁寄上林书。诸蕃从此通王贡，会见还朝拜美除。”[73]全诗可以说是傅安出使的真实写照，最后一句却仅为褒美之词而已。

傅安“前后使绝域者六”，历衔重命，但始终官职卑微。沈德符曾为之鸣不平：“安等仅以原官改礼科，其赏比之苏属国更薄。”[74]周王孙朱睦掣为傅安作传，谓其羁留十三载回朝后，“上悯之，赐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给米十二石，舆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于家，上遣官谕祭，仍命有司治葬事”云云。[75]而沈德符引用户部侍郎王瀹《送安祭扫序》来说明，“并无一品服，人夫之赐，死后亦不闻赐祭葬也”，认为只是“睦掣过侈其乡人”[76]。

尽管明初一路风尘奔走来往于丝绸古道之上，中西交通使者傅安他始终一生不过官至礼科给事中，更无显赫的封爵，但是，他对明初陆路丝绸之路的畅达所做出的贡献，却永彪史册。

明初，正当新王朝着手建立与西域各国友好关系的时候，傅安对撒马儿罕、哈烈、别失八里等国的出使，对明朝与西域中亚诸国和睦友好邦交关系的建立，以及陆路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西使使命，不仅为陈诚、李达的出使开了先声，而且使明朝与西域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得以恢复和发展。通过他的出使，将明朝影响带到了西域中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扩大了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中外联系，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史载永乐十年失剌思（今伊朗设拉子）遣使至明廷，此后于十三年、十七年、二十一年，均有其贡使入贡之记录。[77]永乐十七年亦思弗罕（今伊朗伊斯法罕）派使朝贡。[78]濒临波斯湾的乞力麻儿（今伊朗克儿曼）在永乐年间也曾遣使入贡明朝。[79]而遥远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贡使也“多从陆道入嘉峪关”[80]。据统计，终永乐之世，“有二十个代表团来自撒马儿罕和哈烈，三十二个使节来自中亚其他城镇，四十四个使团来自哈密绿洲西北部附近”[81]。明朝与撒马儿罕的来往尤其频繁，一直延续到明中叶以后万历时期。虽然嘉靖二年（1523）礼部曾定撒马儿罕为五年一贡，[82]但实际上交往却更多。

明朝与西域中亚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西域中亚局势稳定，明朝北边边境安宁，而且也符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当时重新开通的丝绸古道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络绎不绝，明朝与各国以朝贡方式进行贸易，各国输入中国的有名马、骆驼、玉石、刀剑等特产，特别是马匹，成为永乐皇帝连年北征军马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明朝输出的则主要是丝绸、瓷器、金银币等。官方保持外交和贸易的频繁联系，也为民间贸易的兴旺创造了有利条件。

傅安西使，最终使明朝在西域的外交政策获得了卓越的成果，其意义决非仅是“自是王贡遂通”，他在明初对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重要交通路线、被称作“文明的十字街头之一”的撒马儿罕的出使，为明朝打通了通往中亚以及欧洲的路径。有明一代，从撒马儿罕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仍是中国向西方输出商品的一条路径，陆上丝绸之路没有退出东西方交往的舞台，由这一意义来看，傅安于明初的西使承前启后，为明代丝路的恢复和畅达、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日本学者榎一雄认为，傅安的六次出使，可以看作是郑和下西洋的翻版。[83]事实上，明初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傅安从陆路六使西域中亚，为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畅达创下了不可泯没的业绩，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同样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