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容华内科学术思想简介
周容华主任医师是湖北省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其幼承师塾，后又转益名师，并兼及西医，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65余年，治学严谨。他的学术思想得益于李培生、李金庸、陈如泉等老师，在内科方面对干峙三老先生尤为推崇。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家父治疗内科杂症也有很多独到的经验，尤其对男性不育症、肿瘤、慢性肝病等疑难病的中医研究卓有成效。其凭着“补肾丸”“种子丸”“乙肝二月愈丸”等经验方疗效闻名湖北，享誉国内，慕名求治的患者遍及海内外。
家父德高艺精，精通中医的理、法、方、药，临床经验丰富。在65余年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诊病理念和用药法则。在学术思想上，突出以胃气为本，强调调整脏腑之间升清降浊的功能，以及把握阴阳五行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处方特点是药味不多，药量不大，既照顾到对患者阴阳的全面调理，又突出了对生理、病理特点等各方面的特殊要求。
医术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经验是从点滴收获、感悟的积累中丰富起来的。家父临床擅长中医内科，兼通妇、儿科，尤对不育不孕症、脑肿瘤、慢性肝病、肾病综合征等多种疑难病颇有研究，辨治方面有其独到特点和规律，在临床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笔者现将其学术思想简述一二。
一、善治不育 滋补脾肾
家父对不育症治疗造诣颇深。对于不育症的治疗，其提出了“气血不足，脾胃虚弱，肝郁气阻，肾亏血瘀”的病理机制，临床采用益气养血、调理脾胃、疏肝理气、补肾活血等法，疗效显著。五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脾、肾两脏在人体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为突出。在中医学理论中，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故家父主张扶正培本多从脾肾入手。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一身元气之本，脾胃之气的升清降浊是人体气化功能的枢纽。因为脾主运化，运化功能关系到人的饮食水谷等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输布，影响肾精的生成。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湿浊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所以，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将会出现肾精亏虚不育等多种病症。
肾气的强弱与否，可以影响肾精的充盈程度。《素问》曰：“肾主骨、生髓、藏精”，又肾为生命之根，是五脏六腑精气之所在，元阴元阳之寓。因此，肾气的盛衰决定着精液的正常与否及能否生育。
《灵枢》指出：“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肾精秉承于父母，又需要脾运化水谷精微的不断化生和滋养；脾运化水谷精微又需要肾中阳气的温煦。故脾肾发生病变必然波及其他脏器。其他脏器有病，时间长了必然伤及脾肾。所以，重视脾肾的调理，就是治其根本。家父认为，如能正确调理脾肾，可杜渐防微，还能治沉疴大疾。因为培土可以生金，扶土可以抑木，健脾可以助肾，许多不育症患者可以通过调补脾肾获得良效。
二、创制不育症经验方
中医学认为，肾藏精，主生殖，肾气的盛衰，肾精的盈亏，决定人的生殖功能。《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天癸竭，精少肾脏衰……而无子。”肾脏虚衰是导致不育症的主要病机，但也有虚实夹杂者。家父总结临床经验认为，治疗不育症既要补肾益精泻实，又要健脾益气养血，既补先天，又补后天。因肾主生殖，为天癸之源，生育之本，故治疗之本，归根在脾肾。补脾则气血生化有源；补肾则精髓得以填充，通过补益脾肾、益气和血的方法，使脾肾滋补，气血充盈，宗筋得养，自能生育。
对脾肾亏虚所致的各种类型不育症、遗精、早泄、阳痿等疾患，家父创制补肾生育系列汤应用于临床65余年，疗效显著，是周氏补肾生育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中，滋肾生精汤集中反映了他健脾养胃，滋养肾阴，益气养血，填精益髓的特点，其主要组成为熟地黄、山萸肉、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子、制首乌等。
方中用熟地黄、山萸肉培补肾阴，是为阴中求阳之用；山药健补脾胃；黄芪、党参补脾益气；枸杞子、制首乌滋养肝肾、生精益髓，为精子的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不论有无瘀证，均可加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如丹参、桃仁、红花等，常收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综观全方，选药精当，标本兼顾，配伍合理，不仅行补肾益精，而且健脾胃、养气血。其中以健脾养胃，滋养肾阴，益气养血，填精益髓为主，从而使脾胃健运，气血调和，肾气得养，精充育成。
三、补益气血 调理脾胃
在疾病的治疗上，家父反复强调人身气血的重要性。他说：“人身最重者莫过于气血，气血调和则百脉通畅，一有不和则疾病生焉。故治病当以调气理血为先。”因气与血关系密切，气属阳，血属阴，“阴为阳之基，阳为阴之统”“阳生则阴长”。可见血液的生成有赖于气，气可促进造血。所以治疗血虚时，往往在补血药中加入补气之品，如当归补血汤中有黄芪、当归两味药，且用于补气的黄芪剂量大于当归，就是根据“阳生阴长”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家父结合临床，潜心于《黄帝内经》《脾胃论》及历代医家相关论著的综合研究。中医学认为，人体的营卫气血赖水谷化生，而水谷之纳化输布则是脾胃所司，脾胃健旺则五脏安和，气血有源，生机旺盛，才有抗拒病邪、修养损伤的能力。药物的吸收和作用，同样需要通过脾胃才能抵达病所。家父指出，服药如进食，其营养和祛病的功效全仗脾胃的生化能力，所以他治病时多从调理脾胃入手。
脾胃小而言之是纳化升降，大而言之可联系诸脏，畅达六腑，通行经络。脾胃是人体吸纳运化水谷精微的关键，脾胃健运，则内充脏腑，外濡经络，才能为人体提供充足的养分，使之体质强健，抵御病邪。脾胃的升降运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环节。先贤云：“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气旺盛与否，决定着脾气的盛衰、宗气的强弱、营卫运行的畅阻。四季脾旺则不受邪，脾胃的盛衰直接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和预后。
家父认为，临床疾病凡先天不足者，但得后天精心培养，或可弥补先天之虚而后强壮；而后天之不足，若不得重新恢复其运化、滋养之功，非但使脾胃之气日虚夜衰，即便先天强盛之元气精血，也会因失于后天精微的调养、资生、充实而告匮乏。因此，他特别强调在临证治病中要善用健脾益气法，以保证血气之源不竭，从而截断疾病进一步发展、变化。
家父对脾胃病学，卓有建树，有独到见解和学术思想。他认为调理脾胃时应做到三点，即：诊察疾病必问脾胃；辨证立法不忘脾胃；遣药组方时时顾护脾胃。也就是说，将调理脾胃的思想贯穿于诊治疾病的始终。其提出脾本虚证，无实证；脾虚是气虚，甚则阳虚；治脾兼治胃，治胃亦必须兼治脾；脾病多湿，利湿即所以健脾；治脾胃紧密联系肝；胃阴虚用药宜轻灵甘凉，及脾统四脏等学术思想；提出脾胃病“理脾胃，调气血，保津液”九字治疗法则。
临床治疗中，西医西药在解除患者痛苦、短期内使溃疡愈合等方面有较好疗效，但容易复发，且长期服用会出现头痛、口渴、反应迟钝等副作用，因胃酸过度抑制还可出现上腹部疼痛、腹泻、腹胀、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家父以调理脾胃为先，擅长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病证，尤其精于脾胃学说。
他总结，新病暴痛，多在肝胃，属实；久病不愈，多在脾胃，属虚。胀满属实，饱则痛甚，多属实滞；隐痛绵绵，得食稍安，多为中虚。临床应采用轻灵、流通药物以注重调护脾胃。处方贵在升降润燥之间，权宜而施，燥脾湿不忘护胃阴，养胃阴不致碍脾阳。温脾阳，养胃阴，孰取孰舍，要根据脾胃的特点及不同的临床表现灵活加以运用。
四、寒热虚实 把握准确
家父始终遵循中医治疗总原则是：热则清之，寒则温之；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寒热并见，温清并行；虚实夹杂，攻补兼施；虚多者扶正为主，实多者祛邪为要。然而都要求做到“祛邪不伤正，补虚不碍邪”。
在临床诊疗时，他要求注意以下3个方面：
1．注意“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不犯虚虚实实之戒，根据病情分别选择不同治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用峻补，且应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
2．注意“虚不受补”。患者或因脾胃虚弱，补而不适；或因遣药不当，过于壅滞；或因夹有余邪痰浊。故常根据情况，或予调理脾胃；或选用平补、清补、缓补之法；或先祛内停之痰浊湿热，方能奏效。
3．对于慢性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见功效，不能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防止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宜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方能补而得效。
其学术造诣还体现在对中药用量的把握上。他通过对中医典籍的深入研究，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提出：中草药虽无固定的使用剂量，但是临床应用的剂量是随着病情、组方原则、体质强弱、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季节变化而确定的，应从多个方面着手解读中医疗效与用量关系。
五、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
数千年来，辨证论治在中医学术的发展和促进诊断治疗水平的提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家父告诫，八纲是辨证的总纲，是各种辨证的核心。中医是朴素的宏观科学，与西医微观者不同，中医的核心是辨证论治，必须熟练地掌握其一般规律，只有辨证准确，才可能保证疗效。而求得准确辨证的关键，是必须做到治病求本。临证时，要先辨病，后辨证，再论治。先辨病是要了解疾病的本质和特殊性，以便解决疾病的基本矛盾；后辨证是要了解证候的属性，以助基本矛盾的解决；再论治是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特点和精华所在，同样也是中医临证治病的灵魂和原则。中医学强调的是个体治疗，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但在个体治疗中，也有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家父紧紧抓住中医辨证论治这个核心，临证之时，四诊详察，认真审病，细心思辨，切中病机。治病则讲究标本缓急，攻补有道，善于平衡阴阳。每遇疑难有定见，进退从容如用兵。
临床中，因患者体质不同，病情各异，有久暂的不同，又有缓急的区别；有寒热错杂的局面，又有热深厥深的假象；有正虚邪实的情况，又有脉证从舍的疑难。所以，要运用中医理论，采取辨证论治，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家父强调，治疗过程中，不可拘泥于一方一药。有的应该急祛其邪而后调正，有的则宜先固其正而后徐退其邪；有的寓攻于补，有的攻补兼施，所以必须灵活处置，抓主要问题，一切服从于客观需求，这样才不致有顾首不及足之叹。
家父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但并非不辨病。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各有所长，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疾病的本质，但又各有不足。他认为，辨证首先要辨病，这样施治才有原则性。在辨病的基础上，注意到同一疾病在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的治疗经过会有变化，治疗须区别对待。其中，蕴藏着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思想，是家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种学术思想一直指导着家父治病时的处方用药。他以精确的辨病、辨证，卓著的疗效，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家父融会古今方药运用的临床经验，创制了多种经验良方，既精通常法，又能灵活变通，通常达变，随机而施。如治疗脑肿瘤的“脑瘤消”；治疗甲状腺肿瘤的“消瘿汤”；治疗乙肝的“乙肝二月愈丸”；治疗肝硬化腹水的“疏肝利水汤”；治疗痛风的“痛风饮”；治疗乳糜尿的“乳糜尿方”；治疗甲亢的“甲亢汤”等。他以精确的辨病、辨证，卓著的疗效，赢得了患者的信赖。
另外，家父在长期实践与临证中还有个特点，就是局部病变不忘整体。整体观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他通过数十年来对慢性疾病演变规律的摸索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认为治疗慢性病，掌握整体观更为重要。因此，他不仅用中医整体观念指导临床辨证，而且指导遣方，灵活化裁用药。他循此开启思路，审察病机，选方精准，每获佳效。
多年来，家父坚持运用辨证论治与整体观念的原则，以明辨阴阳为纲，严格辨证，因人制宜，独创一格而又不离法度，诊治了许多疑难病，临床疗效显著的验案不胜枚举。
六、扶助正气 治病求本
中医学历来重视正气。先贤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为外邪，二为正虚。当机体抵抗力降低时，病邪侵入人体则发生疾病，正如《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所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正气、邪气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疾病之所以发生，正气不足是根本原因。所以中医在治疗中所采取的手段是扶正祛邪的整体疗法。祛邪是为了扶正，扶正也是为了祛邪，两者互为影响。两个步骤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先后分别进行。扶正之品不可过偏，否则物极必反；攻邪之剂切忌过猛，谨防过犹不及。应力争做到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临床中，家父重视人体内在因素，认为疾病的发生不外“邪”“正”相争的过程，邪是外因，是条件；正是内因，是根本。治病贵在明辨邪正关系，调动人体正气，以祛邪外出。他认为，扶正固本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法则，属于八法中的补法。扶正是扶助正气；固本就是调护、巩固人体抗病之能力。扶正固本的作用在于预防疾病，治疗虚证，挽救危急，调摄康复。其治疗原理，则在于补益人体脏腑、气血、阴阳之不足，调动自身的能动作用，纠正偏盛、偏衰之弊，从而使人体阴阳恢复平衡，得到健康。体现在临床应用上，主要是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消除各种虚弱证候，以达到强壮身体、祛除病邪之目的。
“治病必求于本”是中医论治的第一要则。治病求本，要分析标与本的关系。所谓本者，有万病之共本，有每病之个本。医者既要辨每病之个本，也要辨万病之共本，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不明标本，不足以求因、审证、论治。一般病因为本，症状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内为本，外为标；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以病因与症状为例，症状是疾病的表象，病因才是疾病的本质。
家父临床处方用药，不拘一格，当寒当热，用补用泻，必求病本。他认为，内因既然是人体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那么论治之时，就要为人体之本寻找解决之道。内伤病多属本虚，故治疗必须重视治本。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因其来也渐，其去也缓，故须因势利导，不可操之过急，制方求稳，保护脾肾，有方有守，徐徐图之。
七、擅补脾肾 开拓创新
家父医术精湛，其治内科杂病，服膺仲景学说，每以《伤寒论》为准绳，治法融贯古今，遣方不落窠臼。他继承干老医学精髓，又谙西医学理及诊断之术，继承之中多有创新。
他师古而不泥古，敢于挑战前人的论断；其重视他人的观点，但也绝不人云亦云。临证中他重视补益脾肾，而又不失调理气机之法，尤其在气分药应用上更是独树一帜。他认为，在调补脾肾之剂中必佐以理气之品，既可使补气无滞腻之弊，又可调动脾胃之生机。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的求实精神，他更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发现和求真求是，绝不墨守成规。
家父在继承前人宝贵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同时，丝毫也没有忽视发展和创新。他认为，继承是行医的基础，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事物进化的必然。任何一门科学，若不能有效地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和成就，就不可能发展和创新。而发展和创新又是继承的目的和归宿。自古有成法无成病，临证如用兵，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故善诊者，贵在随机应变，运用灵活。家父治病善于变通，不拘一格。
其常讲“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这一原则。他对外感时病及肝胆、脾肾疾病，均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尤对疑难病，每能把握不同的病机特点，善于从肝、痰饮、瘀血等方面进行辨证分析，在广收博采诸家学说精华的前提下，开拓创新，总结出了“郁病从肝治”“怪病从痰治”“久病从瘀治”的独特经验。
郁病从肝治。因五脏中唯肝性喜条达，不受遏郁，易动而难静。肝病最易延及他脏，故曰：“肝为五脏之贼。”家父认为，肝有协调脏腑之功能，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一旦肝的功能失调，常成为内伤杂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如气滞、血瘀、痰饮、火郁等在体内形成，临床上常见的内伤杂病多与肝的疏泄和调节功能失司有关，故临证常从肝辨证施治。
怪病从痰治。是古代医家的一种提法，家父临证多遵循前贤“痰生百病”“怪病多痰”的论述，对怪病善于从痰论治，主要是因为许多疑难病的临床症状非常奇特，表现中医所说的“痰”证，采用中医化痰、祛痰、豁痰等法治疗，常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
久病从瘀治。因疑难病一般病程较长，迁延不愈，往往引起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瘀滞，家父取法古代医家所言的“久病入血”及活血化瘀理论，对久治不愈的疑难痼疾，多着眼于治瘀，或寓祛瘀法于他法之中。
八、衷中参西 振兴中医
中、西医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自形成的医学体系。家父对待各家学说，主张宗古而不泥古。他认为中、西医是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医学科学，各有所长，应该相互沟通。其提倡中医药工作者要学习西医学知识，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中、西医结合体系和理论，服务于民众。他出身中医，却对西医从无门户之见，将中西医学熔于一炉。他主张“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治疗方式，提出了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学术思想。无论是临床或理论，以及对医学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西医理论基础不同，思维方法有别，诊疗手段各异，但最后要用疗效进行检验和评定。家父重视对诊法的研究，精通中医四诊，即对患者症状、体征的综合分析，但有些没有表现出来的状态，需要通过检查、结合病史及疾病发展演变规律，使辨证更为全面恰当，为提高临床疗效打下基础。西医治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治病求因，是重在病之本。总之，标本原应相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速。因此，把两者之长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目前中医或西医单独治疗所不能达到的疗效。
家父认为，临床应重视学习和借鉴现代科学及医学，主张中、西医互补，从不狭隘地排斥西医和现代科学。西医借助各种先进的仪器和检测手段，把疾病的症结搞清楚，有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与诊断，了解病变的部位、病情的轻重、疾病的预后、治疗的效果等，防止误诊和漏诊，从而提高医疗质量。但是，他多次指出，西医学知识要合理利用，不能生搬硬套或者牵强附会。中医临床必须遵循辨证论治原则，而非机械照搬，要有信心和勇气使用中医的理法方药治疗，不应失去中医之根本。他在医疗实践中真切地体会到有些中医的所长正是西医的所短；反过来，有些西医的所长，也正是中医的所短。他主张要博取西医之长，来弥补中医之短。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重视西医的“病”，这对于中、西医的结合，对于识病、治病的深化都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探索之路。
家父早年曾为了弥补自己西医学知识之不足而专门接受了系统的西医学教育，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断学习和补充新的现代科学及医学知识，在临床中与中医辨证论治适当结合应用。如治疗急性肾炎，消肿、退热对于中医来说并非难事，但这些症状消除并不能认为是痊愈，因为判断某些疾病是否已经治愈，不是仅靠临床症状的消失为依据，还要看各种检查数据是否正常，如用仪器检查，明确尿蛋白、红细胞及颗粒管型是否消失，若未消失，即可开方消除尿蛋白、红细胞，这就提高了中医治疗水平。家父临床也会结合西医学检验指标，如肝功能、肾功能、血、尿生化检验结果等，作为辨证选方用药的重要参考指标。
九、博采古今 常出新意
家父为鄂东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热爱中医药事业，对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的新方法执着追求，对患者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心与责任心。他渴望用自己的学识和技术为人民、为社会、为自己钟爱的事业服务。
他极为推崇古代典籍，并深究博览，探寻其中奥妙，集先人之大成，对诸贤经验无不研习活用，诚乃众善兼收。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既基于先贤之旨，又不拘泥于旧说，而是结合自身的实践体会，探讨不同的发病规律和机理，并以此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和方药。其使用经方时，必根据病机灵活化裁，对证下药。
家父毕生致力于临床实践，认为中医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若无中医理论作指导，则无法无方，自然不能实践。另外，他认为，学习中医基本理论及前人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绝不能脱离实践。若奢谈理论，不立足于临床实践，中医的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基础理论若不结合临床实践加以阐发验证，就不易深入，碰到实际问题，就无法处理，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在诊治中求得辨证，在临床中求得疗效，这就是家父临证常获良效的主要原因。而在推崇中有思考，在探究中有批判，在继承中有创新，这是其临证精髓之所在。他强调，医生治疗急、慢性病，要做到“有胆有识”“有方有守”，必须对中医理论熟读精研，同时必须多临床实践，并经常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不断地提高治疗疑难杂症的本领。
家父漫步杏林长达65余春秋，融古训和新知于一体，反复探索，不断总结，逐步形成自己的临证特色。其在内科疑难病治疗方面不仅延续了中医学的基本思想，从不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敢于质疑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理论上提出了“人身气贵运行，百病皆因络阻”的新观点；家父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对中医理论常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在继承中创新中医理论。如家父“运气机，通经络”观点的提出，即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触类旁通范例之一。他在发掘、继承传统医学遗产中，大胆实践而颇多建树，成为承先启后的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