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肾主骨”理论的学术源流

“肾主骨”理论肇始于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首次见“肾主骨”理论。晋唐时期是“肾主骨”理论的发展时期，此时期的医家对“肾主骨”理论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黄帝内经》《难经》的基础上丰富了骨病的发病机制，对“肾主骨”理论加以继承和发挥。宋金元时期各家流派学术争鸣对“肾主骨”理论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明清时期，“肾主骨”理论创新发展，“命门学说”对骨伤科影响至深，医家开始重视补肾与治伤的关系，“肾实则骨有生气”的学术观点进一步被推崇，从而奠定了“从肾治骨”的基础。民国时期，“肾主骨”理论以中西医汇通为主要特点，进一步夯实了“肾主骨”理论的学术内涵。历经两千多年的沉淀，基于系统中医理论的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并证实“肾主骨”理论的科学性及优越性，进而推动中医“肾主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一、秦汉时期——“肾主骨”理论的形成

秦汉是“肾主骨”理论的诞生时期。《黄帝内经》首次记载“肾主骨”理论，“肾主骨”理论系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沿袭《黄帝内经》对“肾主骨”理论的论述，创新“右肾命门说”，并提出“治损之法”是“损其肾者，益其精”，对于后世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伤寒杂病论》中扶阳、育阴两法，对于后世与肾相关病证的防治有重要启示。《神农本草经》所载与肾相关药物，开创了中药“从肾论治”之先河，至今仍有70%以上药物仍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1.《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创建了藏象学说，详细地描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建立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构成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医学形成的基础与发展源泉。

《素问·宣明五气》曰：“五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将肾与骨的关系精辟概括为“肾主骨”，且对其论述的内容异常丰富，涉及生理、病机、证候、防治等方面，为中医药防治肾骨疾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骨具有支撑、保护人体及脏器的作用，随着人体的生、长、壮、老生命周期变化，其强度、韧性以及结构等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一过程受到内、外多因素的综合调控和影响。其中，“肾”在骨的生长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

有关肾与骨在生理、病理方面的密切联系，《黄帝内经》中也记载了大量有关肾、骨在生理、病理方面的密切联系。《灵枢·本神》指出“肾藏精”；《素问·宣明五气》指出“肾主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肾“在体为骨”。前者将骨的生理病机变化与肾精密切联系起来，后者表明骨的生长状况可以反映肾精充盛与否。《灵枢·决气》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论述了从先天之精到全身骨、脉、筋、肉、皮肤、毛发、气血等组织器官化生的过程，揭示了骨、脉、筋、肉、皮肤、毛发、气血等组织器官均是由先天肾精化生而来，人始生，先成精，即先天之精，得水谷精微滋养化生为后天之精，再化为五脏六腑之精；肾为先天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不使其无故流失。此即“肾主骨”理论之源头。

《素问·痿论》曰：“肾主身之骨髓。”肾主五脏之精，乃生命之根；骨为藏髓之器，受髓之充、血所养、精而生。而精、髓、血同类，均为肾精所化生。《素问·五脏生成》曰：“肾之合骨也。”《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表明肾藏精、主骨、生髓是肾的生理功能的具体表现，肾与骨之间存在独特功能连属。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这是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其骨骼等组织的发育、生长、退化、衰老过程的最早认识，阐释了肾与骨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说明骨的生长、发育、衰老均依赖于肾精的盈亏。

对于骨疾病骨痹、骨痿、骨枯的论述和认知，《黄帝内经》有多处记载。《素问·痹论》论及骨痹：“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骨痹之病症状表现为关节挛缩拘紧，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等症状，故名骨痹。《素问·痿论》论及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骨痿表现为腰脊不利，筋骨痿弱无力，故名骨痿。《灵枢·经脉》论及骨枯：“足少阴气绝则骨枯……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肾气亏虚发为骨枯，进一步导致骨肉不相亲。

慢性筋骨病属于中医骨痹、骨痿、骨枯、骨极、颈肩痛或腰背痛范畴。由于人体自然退变或因创伤、劳损、感受外邪，加速其退变而形成的全身或局部脊柱、四肢关节等部位的生理、病理的变化，交织形成慢性退行性疾病。此病为“本虚标实”之证，肾精亏损、气虚血瘀是其主要病理基础。骨痿、骨枯的病因概括为外感热邪、寒湿，或内伤劳倦等，主要病位在骨、髓、肾，病机以骨枯髓减为主。如《素问·痿论》首先提出骨痿的病因病机：“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肾精气盛，化热伤精为内因，而通过外感热邪为外因诱发骨痿。《素问·逆调论》曰：“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素体阳虚阴盛，复外感寒邪，寒盛著骨，更加伤肾，导致骨痹。

骨痿以骨节疼痛、屈伸不利为主要症状。如《素问·痿论》曰：“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肾脉……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骨痿的症状可表现为腰背部无力，久坐起身困难，起身后视物不清，甚则足不任身，脉象微滑等，此番表述与骨质疏松症的症状颇相吻合。肾精充盛，骨髓生化有源，骨髓充足，骨骼得养，则骨骼坚劲有力，耐久立而强劳作，牙齿坚固不易脱落。若肾精不足，骨髓空虚，骨骼失养，在小儿可见生长发育迟缓，骨软无力，出现“五迟”“五软”。成人可因骨质疏松而痿软，见腰膝酸软，甚则足痿不能行走，称之为“骨痿”。老年则因髓减骨枯，易发生骨折。女子绝经后，由于激素水平的降低可致人体的骨量快速地丢失，如若肾阴、肾阳的动态平衡被破坏，骨量丢失就会超出人体生理范围。其特点是肾精不足、阴液亏虚、骨质失养、阴虚火旺，见面红潮汗、热扰心神、烦躁易怒、焦虑少寐。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是在增龄衰老过程中的一种骨组织退变，具体表现为老龄时期破骨细胞吸收活性仍相对较高，而成骨细胞成骨活性却明显降低，因此骨重建功能呈现显著衰退，骨代谢处于较低状态。正如《素问·痿论》所述：“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

骨痹临床表现以骨节疼痛、屈伸不利为主。如《灵枢·寒热病》曰：“骨痹，举节不用而痛，汗注烦心。”《素问·逆调论》曰：“所以不能冻栗者……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骨痹的主要病位在骨、髓、肾，病因概括为外感风寒暑湿、内伤房事过度等，如《素问·长刺节论》曰：“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寒邪客于骨，发为骨痹，表现为骨节重着酸痛，抬举费力。《素问·脉要精微论》曰：“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骨者髓之府。”《素问·解精微论》曰：“髓者骨之充也”。《素问·六节藏象论》指出：“肾者……其充在骨。”《灵枢·经脉》曰：“足少阴气绝则骨枯……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素问·痿论》曰：“肾主身之骨髓……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素问·长刺节论》曰：“病在骨，骨重不可举……名曰骨痹。”因此，无论骨痿，还是骨痹，均以肾虚为其内因。

骨病与肾气密切相关。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肾气乃伤，高骨乃坏。”《灵枢·本神》曰：“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素问·痿论》曰：“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骨病的发生与肾脏关系密切。《素问·脉要精微论》曰：“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灵枢·本脏》曰：“肾小则脏安难伤；肾大则善病腰痛，不可以俯仰，易伤以邪。肾高则苦背膂痛，不可以俯仰；肾下则腰尻痛，不可以俯仰，为狐疝。肾坚则不病腰背痛；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肾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变者，人之所苦常病。”上述具体论述了骨病与肾的具体联系，如“肾脉搏坚而长”代表肾脏有病变，其对骨的影响是“当病折腰”，“肾大、肾小、肾高、肾坚”等不同病机的变化又会对骨产生不同的影响。肾虚骨病同时还会影响骨骼的运动功能，尤其是直立和行走能力。《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伎巧”代表运动灵活，动作精巧，人体体格强壮敏捷以及精细动作的完成都有赖于肾的调控，进一步论证了“肾主骨”，即肾对骨骼的运动功能的调控。《素问·痹论》又有：“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说明髓不充则骨无以养，肾衰骨弱，骨骼会出现畸形、不能直立，影响其运动功能。

肾与骨的相关性作用是双向的，肾病与骨病常互相影响，肾病可及骨，骨病又可及肾。如《素问·痹论》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素问·刺要论》曰：“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冬病胀腰痛。”相关临床观察发现腰椎压缩性骨折可导致双肾大量积水；椎体骨折后，青年男性会发生遗精，女性常出现月经不调；老年椎体压缩性骨折则会发生二便失调。

治疗方面，《黄帝内经》提出治痿的治则和治法对骨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素问·痿论》提出：“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由此，创立培补后天脾胃（阳明）为痿证治疗大法，为后世医家所传承，至今对骨质疏松症治疗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黄帝内经》尚未记载具体处方用药，重在针刺等法治疗。如《灵枢·官针》曰：“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摇而深之，致针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五曰输刺，输刺者，直入直出，深内之至骨，以取骨痹，此肾之应也。”通过短刺法与输刺法等不同的手法，可治疗骨痹。《灵枢·经水》提出治疗禁忌：“灸而过此者得恶火，则骨枯脉涩。”治疗不可过用灸法，以防损耗肾精，加重病情。

2.《难经》

《难经》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约成书于东汉。是书沿袭《黄帝内经》有关“肾主骨”的论述，创新“右肾命门说”，提出“损其肾者，益其精”的“治损之法”。对于骨痿、骨枯的病机阐释也很详尽，对于后世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难经·十四难》曰：“损脉之为病奈何？然。一损损于皮毛……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当人体气血精亏虚表现为不足之脉时，邪气由表及里，从皮毛到骨一步一步深入机体，各个阶段表现出的症状不尽相同，当表现为骨骼痿弱无力，甚则会出现卧床不起，致残致死，故该病之防治不容忽视。

肾与骨枯与骨痿的病机密切相关。肾为先天之本，藏精而主骨生髓；脾胃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微。脾肾两虚，骨肉失却濡养，不相协调，则发为骨枯。“骨肉不相亲”之论，骨骼与肌肉的协调性异常而日渐骨枯髓减发为骨痿，是骨质疏松症研究是重要切入点，值得重视。

3.《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张机（字仲景）所著，成书于东汉。《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尤其对骨伤科的辨证施治、骨关节疾病的诊治等至今仍有极高的临床指导价值。该书经晋王叔和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以“少阴病脉证”论及心、肾病变，其扶阳、育阴两法，对于后世与肾相关病证的防治有重要启示，书中所载回阳救逆之四逆汤、温阳利水之真武汤、育阴清热之黄连阿胶汤等，皆是“从肾论治”经典名方。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曰：“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曰：“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金匮要略》重视补肾壮骨，创制了千骨补肾第一名方——金匮肾气丸，对于痹证与肾的关系也作了进一步探讨。张仲景对虚劳腰痛进行辨证论治，使用地黄、山药、山茱萸、泽泻、牡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等具有补肾壮骨药效的中药。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曰：“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腰痛发病为肾虚、虚劳、肾水等所导致，可用补肾方药治疗。金匮肾气丸作为千古补肾第一名方，对后世补肾方药的临床运用具有奠基性的指导作用。此外，该篇还提到痹证的病因：“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皆为劳得之。”“痹侠背行”乃肩腰背痹阻而引起的疼痛，是劳损所致肾气不足（脉大）的痹痛，多见于五六十岁的人，故治法以补肾生髓壮骨为治。

4.《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书中与肾相关药物164种，其中上品药110种，所占比例最大；草部药物最多，达78种，占47.6%（表1-1，此仅列出强筋骨、益肾气、益肾精、益髓、坚齿等“从肾论治”类中药，表1-2同）；木部药物24种，占14.6%（表1-2）；虫兽部药物24种，占14.6%；玉石部药物21种，占12.8%；果菜部药物14种，占8.5%；米谷部药物3种，占1.8%。《神农本草经》所载与肾相关药物，开创了“从肾论治”中药之先河，至今70%以上的药物仍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

书中所载补肾药物，如杜仲，味甘、性温，入肝、肾经，具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效，临床用于肝肾不足之腰膝酸痛，肾主骨，肝主筋，肾充则骨强，肝充则筋健。《神农本草经》谓之：“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在临床应用时可视病情需要，或与补骨脂、胡桃等同用于治疗骨折；或配伍牛膝，补肝肾及强筋骨之力增强，常用于治肝肾不足之腰腿疼痛及两足无力等；配伍续断，功能补肝肾，利腰膝，固冲任，常用于肝肾不足所致诸症；配伍补骨脂，温补肾阳效力增加，亦可用于肝肾不足之腰膝酸软；配伍五加皮，既强壮筋骨又祛风湿，乃补泻兼施的药对，适宜治疗肝肾两虚，风湿侵入筋骨而致的腰腿痛，足膝酸痛，关节不利，两下肢无力等症状。

二、晋隋唐时期——“肾主骨”理论的发展

晋唐时期是“肾主骨”理论的发展时期，此期涌现出诸多代表性医家及代表性论著，促进了“肾主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病名方面，提出骨弱髓枯的危重病症“骨极”；病因病机方面，在《黄帝内经》《难经》的基础上丰富了骨病的发病机制，并提出内伤病因“液脱”以及一些外在致病因素如饮食所伤等；治疗方面，开始研制出治疗药物。

1.三国华佗《中藏经》

《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旧题华佗所作，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中藏经》的书名首见于《宋志》。但清代孙星衍认为：“此书文义古奥，似是六朝人所撰。”是书前半部属基础理论范畴，后半部为临床证治内容。所述病证包括阴厥、劳伤、中风偏枯、脚弱、水肿、痹证等内容，其关于肾病和骨病也作了相关论述。如《中藏经·论骨痹》论曰：“骨痹者，乃嗜欲不节，伤于肾也。肾气内消，则不能关禁，不能关禁，则中上俱乱，中上俱乱，则三焦之气痞而不通，三焦痞而饮食不糟粕，饮食不糟粕则精气日衰，精气日衰则邪气妄入，邪气妄入则上冲心舌，上冲心舌则为不语，中犯脾胃则为不充，下流腰膝则为不遂，傍攻四肢则为不仁。”以及《中藏经·论肾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论曰：“阴邪入肾，则骨痛，腰上引项瘠，背疼，此皆举重用力，及遇房汗出，当风浴水，或久立则伤肾也。”《中藏经》传承《黄帝内经》之论，认为骨病的发病为“伤于肾”，并对肾病之脉象，虚、实、寒、热之证候表现均有详尽论述，对后世“与肾相关”病证的辨析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2.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治疗学专著，论述了各种急性病证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内服方药和外治等法。《肘后备急方·治虚损羸瘦不堪劳动方》载：“《经验后方》，治五劳七伤，阳气衰弱，腰脚无力，羊肾苁蓉羹法……”羊肾苁蓉羹至今仍为食治肾虚的有名药膳，用作阳气衰弱所致腰脚无力。《肘后备急方·治卒患腰胁痛诸方》载：“治肾气虚衰，腰脊疼痛，或当风卧湿，为冷所中，不速治，流入腿膝，为偏枯冷痹缓弱，宜速治之方：独活四分，附子一枚（大者，炮），杜仲、茯苓、桂心各八分，牛膝、秦艽、防风、芎䓖、芍药六分，细辛五分，干地黄十分，切，水九升，煮取三升，空腹分三服。”

《肘后备急方》记载了治疗诸腰疼痛、阴痿、肾虚腰脚无力多用补肾中药。该书首创了骨折可以小夹板外固定，配合补肾中药外治的骨折治疗方法。《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了《肘后备急方》“腕折，四肢骨破碎及筋伤蹉跌方”，运用竹片外固定治疗骨折的方法，“地黄烂捣熬之，以裹伤处，以竹编夹裹，令遍缚，令勿动，勿令转动，一日可十易，三日差”。骨折可以小夹板外固定，加中药外治，为《肘后备急方》首创，这是最早记载小夹板外固定疗法，并将地黄这一补肾填精益髓之药应用其中。

3.晋代刘涓子《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载金疮、痈疽、疮疖、瘰疬、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等各类病证，包括内治和外治方药140余个。针对外伤疗法有止血、止痛、收敛、镇静、解毒等法以及外敷软膏、膏药等多种剂型。

《刘涓子鬼遗方》首载外科病之内治法，强调辨证论治，提出以外科消、托、补三法为基础来治疗跌打损伤，并重视危重患者的将息调养，为后世外科“消、托、补”三大治疗法则奠定基础。此外，该书将活血化瘀法用于创伤外科，这一主张至清代唐容川证实“离经之血便是瘀”，在后世的临床中得到广泛运用。

4.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共载67门、1739候。该书以《黄帝内经》为基础展开了脏腑辨证体系更具体的论述，尤重于肾。

《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虚劳伤筋骨候》曰：“肝主筋而藏血，肾主骨而生髓；虚劳损血耗髓，故伤筋骨也。”书中载临床各科病证，见于腰背病诸候、虚劳病诸候、消渴病诸候、水肿病诸候、小便病诸候、淋病诸候、四肢病诸候、耳病诸候、心痛病诸候、小儿杂病诸候等。《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腰痛候》载：“凡腰痛者有五：一曰少阴，少阴肾也。十月万物阳气伤，是以腰痛。二曰风痹，风寒着腰，是以痛。三曰肾虚，役用伤肾，是以痛。四曰䐴腰，坠堕伤腰，是以痛；五曰寝卧湿地，是以痛。”“肾主腰脚，肾经虚损，风冷乘之，故腰痛也。”《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风湿腰痛候》载：“劳伤肾气，经络既虚，或因卧湿当风，而风湿乘虚搏于肾经，与血气相击而腰痛。”《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卒腰痛候》载：“夫劳伤之人，肾气虚损。而肾主腰脚，其经贯肾络脊，风邪乘虚，卒入肾经，故卒然而患腰痛。”《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久腰痛候》载：“夫腰痛，皆由伤肾气所为。肾虚受于风邪，风邪停积于肾经，与血气相击，久而不散，故久腰痛。”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腰痛的发生除了与“卒然”损伤腰府相关之外，均与劳伤肾气而致肾虚有关。

骨极，首次出现于《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曰：“三曰筋极，令人数转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极，令人酸削，齿苦痛，手足烦疼，不可以立，不欲行动。”骨极是骨弱髓枯的危重疾患，症见腰背疼痛，不能久立，四肢屈伸不利，行动不便。《诸病源候论·腕伤病诸候·腕折破骨伤筋候》指出：“凡人伤折之法，即夜盗汗者，此髓断也，七日死。不汗者，不死。”《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肾着腰痛候》指出：“肾主腰脚。肾经虚则受风冷，内有积水，风水相搏，浸积于肾，肾气内着，不能宣通，故令腰痛。其病状，身重腰冷，腰重如带五千钱，如坐水中，形状如水，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久久变为水病，肾湿故也。”《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数岁不能行候》载：“骨是髓之所养。若禀生血气不足者，即髓不充强，故其骨不即成，而数岁不能行也。”《诸病源候论》已明确提出肾与骨关系密切，骨伤髓断，补肾生髓则能壮骨。

5.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是中医学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中以人身气血、经脉、脏腑为主干，孙思邈以此为基础，重视脏腑之论、脉证之辨、养生之术等，从阴阳虚实分类来解析脏腑病机变化。在肾与骨的关系上也有论述，如《备急千金要方·肾脏·肾脏脉论》曰：“肾主精。肾者，生来精灵之本也……左肾壬，右肾癸，循环玄宫……经于上焦，荣于中焦，卫于下焦，外主骨，内主膀胱。”

在用药方面，常用补骨髓、长肌肉、坚筋骨的药物，奠定了骨伤科用药原则的基础，并且记载有独活寄生汤。功能是祛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血，治肝肾两亏，气血不足，感受风寒湿邪，腰膝冷痛，肢节屈伸不利，或麻痹不仁，畏寒喜温。《备急千金要方·肾脏·骨极》曰：“若肾病则骨极，牙齿苦痛，手足㾓疼，不能久立，屈伸不利。”讲述了肾虚对骨骼功能的影响。

6.唐代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又名《理伤续断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骨伤科专著，全书由“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及“又治伤损方论”两部分组成。书中倡导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内外用药和动静结合的治疗观，在治疗方面主张久病宜补损、坚骨壮筋、滋血生力的骨折愈合观。书中载：“小红丸，治……手足久损，筋骨差爻，举动不得，损后伤风湿，肢节挛缩，遂成偏废，劳伤筋骨，肩背疼痛，四肢疲乏，动用无力。常服壮筋骨，治经络，生气血。”“麻丸子，治踒折伤损，皮破骨出，手足碎断，肌肉坏烂，疼痛至甚，日夜叫呼，百治不止，手足久损，筋骨差爻，举动不能，损后伤风湿，肢节挛缩，遂成偏废，劳伤筋骨，肩背疼痛……常服壮筋骨。”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所创“七步内治伤损法”，实即辨证用药法，为骨伤科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奠定了基础。使用活血化瘀之剂，如大活血丸、小红丸、大红丸等，壮筋骨、生气血，契合临床施治规律。

三、宋金元时期——“肾主骨”理论的繁盛

宋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各家流派的学术都有很大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官方主持编撰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倾向和成就。各医家学术争鸣，名家辈出。如窦材推崇扶阳，注重温补脾肾；陈直创“食后将息法”及“养性”等气功养生方；王贶《济世全生指迷方》记载治疗骨痿代表方剂菟丝子丸和补肾散；杨士瀛《仁斋直指方》继承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同时也补充了“肾主骨生髓”的理论内容；刘完素提出“肾命门为相火”论，命门与肾相提并论；李东垣《脾胃论》有完整的骨蚀病记载；危亦林首次把使用曼陀罗的全身麻醉术用于骨科临床；杨清叟的《外科集验方》具体阐明了肾与骨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宋金元时期“肾主骨”理论发展繁荣，极大地促进了“肾主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对于明清时期“肾主骨”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是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将成药方剂分为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及小儿诸疾共14门，788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药方鹿茸四斤圆：肉苁蓉（酒浸）、天麻、鹿茸（燎去毛，酥炙）、菟丝子（酒浸通软，别研细）、熟地黄、牛膝（酒浸）、杜仲（酒浸）、木瓜干，各等分。上为末，蜜圆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圆，温酒、米汤，食前下。该方“治肝肾虚热淫于内，致筋骨痿弱，不自胜持，起居须人，足不任地，惊恐战掉，潮热时作，饮食无味，不生气力，诸虚不足”。鹿茸补肾填精壮筋骨，对于肝肾虚热所致骨痿有很好的疗效。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又载：“骨碎补丸：骨碎补、荆芥、白附子、牛膝、肉苁蓉、威灵仙、砂仁、地龙、没药、自然铜、草乌、半夏。治肝肾风虚，筋脉拘挛，骨节疼痛。”骨碎补味苦、性温，入肾、心经。具有补肾、续伤的功效。临床应用于骨折损伤，筋骨疼痛等证。不但补肾以坚骨，又能活血以疗骨折伤。常与续断、自然铜等配合应用促进骨折的愈合；可与杜仲、附子、山茱萸等药配伍，以温肾强腰壮骨，用于肾虚腰痛，足膝痿弱者。亦用于跌打筋伤骨折，瘀肿疼痛。

2.宋代《圣济总录》

《圣济总录》为宋徽宗时期政府主持医家编纂的方书，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倾向和成就。全书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养生、杂治等，共66门。

肾藏精主骨生髓，若肾精不能充养骨髓，则发为骨痿之证。如《圣济总录·积聚门》论：“肾脏骨髓之气，若其气留积，不能荣养骨髓，故变为骨痿之病也。”治疗骨痹的方剂，应以补肾填精为主，兼以益气活血化瘀。《圣济总录·诸痹门》所述石斛丸方：“治肾虚骨痹，肌体羸瘦，腰脚酸痛，饮食无味，小便滑数。”“补肾熟干地黄丸方治肾虚骨痹，面色萎黑，足冷耳鸣，四肢羸瘦，腰膝缓弱，小便滑数。”石斛丸、熟干地黄丸为补肾填精、强筋骨之方剂，治疗骨痹形体瘦弱，脚膝酸软，小便滑数之证。对骨痹的发生，认为是“肾脂不长，则髓涸而气不行，骨内痹，其证内寒也”。肾气不生则髓不能濡养骨骼，治疗当以补肾生髓。《圣济总录·诸痹门》大力提倡“补肾以壮骨”，强调了补肾填精药的君药地位。

书中有关治疗骨折的资料虽然比较零散，但却是宋代骨科内容较多的唯一现存的文献。《圣济总录》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骨折脱臼，可以外治，如《圣济总录》“治骨出臼蹉跌，不复疼痛，当归膏摩方”。当归膏摩方主要组成为当归、续断、细辛、木通、白芷、甘草、芎䓖、蜀椒、牛膝、附子等补肾生髓的药物。

3.宋代窦材《扁鹊心书》

《扁鹊心书》为宋代窦材编撰于宋绍兴十六年，托名扁鹊所传。此书推崇扶阳，注重温补脾肾；重视经络，善用灸法；提出“伤寒四经”说（阳明、太阴、太阳及少阴，无少阳、厥阴二经）。

窦材《扁鹊心书·卷中·腰痛》指出：老年肾气衰，又兼风寒客之，腰髋髀作痛，医作风痹走痛，治用宣风散、趁痛丸，重竭真气，误人甚多。《扁鹊心书·卷中·足痿病》倡导：凡腰以下肾气主之，肾虚则下部无力，筋骨不用，可服金液丹，再灸关元穴，则肾气复长，自然能行动矣。《扁鹊心书》还记载：“骨缩病，此由肾气虚惫，肾主骨，肾水既涸，则诸骨皆枯，渐至短缩。”肾气旺盛，则精充髓满，骨得所养则骨骼强健；肾气虚衰，则精亏髓减，诸骨皆枯。

4.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

《养老奉亲书》为宋代陈直撰著，元代邹铉续增。书中载“太上玉轴六字气诀”，为古代记载最详细的六字气诀，亦有“食后将息法”“养性”等气功养生方面的内容。《寿亲养老新书·集方》载：“青娥丸。治肾气虚弱，腰痛，俯仰不利，秘精，大益阳事，老人服此，颜色还童，少年服此，行步如飞。”青娥丸为补肾、治疗骨痹腰膝酸软之经典方剂，方中补骨脂补肾助阳，主肾阳不足、腰膝冷痛；杜仲补肾精、强筋骨；胡桃仁补肾固精，治肾虚腰痛脚弱。

5.宋代王贶《全生指迷方》

《全生指迷方》又名《济世全生指迷方》，简称《指迷方》。成书于12世纪初。书中载寒证、热证、风食、风湿、疟疾、痹证、劳伤、气病、血证、诸积、诸痛、眩晕、厥证、痰饮、消证、疸病、咳嗽、喘证、呕吐及小便等20种病证。每证之前，皆详述病状，推究病源；次列方剂，诸方或采自古方，或录自当时名医的著作。治疗骨痿的方剂以补肾填精、壮骨止痛为宜。

《全生指迷方·诸痛》曰：“若腰脊不举，由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阳气内伐，热舍于肾，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减，盖阳明并肾，则肾脂枯。而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是谓骨痿，菟丝子丸、补肾散主之。”菟丝子丸：菟丝子（拣净，酒浸透，捣烂，焙）二两，牛膝（酒浸）一两，杜仲（去粗皮，杵碎，酒拌一宿，炒焦）三两，干地黄（焙）二两，萆薢一两。上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饮下三十粒，食后服。补肾散：杜仲（去粗皮，杵碎，酒拌，炒焦）一两，桂（去皮）半两，牡丹皮半两。菟丝子丸及补肾散均为补肾强筋骨方剂，治疗肾热骨痿有很好的疗效，菟丝子丸中菟丝子补肝肾，益精髓；地黄补肾养阴，清热生津，在温补肾阳的同时采用养阴之法。补肾散中杜仲补肾强筋骨；官桂温肾壮阳；牡丹皮清热凉血，补肾兼顾活血化瘀。

6.宋代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

《仁斋直指方论》又称《仁斋直指方》，宋代医家杨士瀛于1264年编撰而成，为中医理论综合典籍，书中论述阴阳五行、荣卫气血等基础理论以及病因、治则及多种病证的诊断治疗。《仁斋直指方论·五脏所主论》载：“肾主骨，所藏者精与志，上应耳，外应腰背，其声呻，其色黑，其臭腐，其味咸，其液唾。”

《仁斋直指方论》继承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同时也补充了“肾主骨生髓”的理论内容。书中论及“肾气一虚，凡中风受湿，伤冷蓄热，血沥气滞，水积堕伤，与夫失志作劳，种种腰痛，迭见而层出矣”。说明骨的生长、发育、代谢等均依赖肾中精气的充养，人体衰老，肾中精气虚衰，不足以充养骨髓，出现骨代谢异常，内外合邪，发为腰痛。

《仁斋直指方论》论述和肾的关系，“齿为骨之余”，齿与骨同源而出，更加印证了“肾主骨”理论，如“齿者，骨之所终，髓之所养，肾实主之。经云：肾衰则齿豁，精固则齿坚”。在临床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常出现牙齿松动、易脱落。可以通过牙齿的润燥来判断肾气的盛衰，肾气盛衰与骨骼代谢密切相关。

7.金代刘完素《伤寒直格》《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伤寒直格》《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和《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是金代刘完素创作。书中强调“六气皆能化火”，运用了辛凉解表攻下与清热解毒之剂，无论在病因的认识上，还是在治法上都较前人有明显进步，为后世医学所宗法。书中所论脊柱退变性疾病主要发生年龄段在女子“六七”、男子“五八”前后，其时“三阳脉衰于上”“肾气衰”，乃至“太冲脉衰少”“督脉衰损”，所以，肾之精气不足是脊柱退变性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伤寒直格》指出：“不因一时所伤而病，乃久以渐积脏腑变动兴久衰而病者，是曰因气变动也。”因过度而长期的劳力积累致使体质衰弱，元气虚损，进而经脉之气不及贯串，气血养筋之功失其常度，故易见肩背酸痛、肢疲乏力，动作无力等症。

刘完素所创立治疗骨痹、骨痿的方剂有附子汤、金刚丸、牛膝丸等。附子汤是以温肾散寒止痛、益气活血化瘀为主的治疗骨痹之方。《黄帝素问宣明论方·骨痹证》曰：“附子汤主之，治肾脏风寒湿骨痹，腰脊疼，不得俯仰，两脚冷，受热不遂，头昏耳聋音浑。”附子汤：附子（炮）一两，独活一两，防风（去苗）一两，川芎一两，丹参一两，萆薢一两，菖蒲一两，天麻一两，官桂一两，当归一两，黄芪半两，细辛（去苗）半两，山茱萸半两，白术半两，甘菊花半两，牛膝（酒浸）半两，甘草（炙）半两，枳壳（麸炒，去瓤）半两。附子汤温补肾阳，通经活络。方中附子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独活祛风止痛；防风祛风胜湿止痛；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止痛；黄芪益气固表；牛膝、山茱萸之品可补肾益精。

骨痿的形成是由肝肾不足导致的，临床常用补肾填精强筋骨的金刚丸或牛膝丸治疗。《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虚损论》曰：“金刚丸，治肾损，骨痿不能起于床，宜益精。萆薢、杜仲（炒，去丝）、苁蓉（酒浸）、菟丝子（酒浸，等分）。上为细末，酒煮猪腰子为丸，每服五七十丸，空心酒下。”“牛膝丸，治肾肝损，骨痿不能起于床，筋缓不能收持，宜益精缓中。牛膝（酒浸）、萆薢、杜仲（炒，去丝）、苁蓉（酒浸）、防风、菟丝子（酒浸）、白蒺藜（各等分）、桂枝（减半）。上细末，酒煮猪腰子捣丸，桐子大，空心酒下五七十丸。”

8.金代李东垣《脾胃论》

《脾胃论》撰于1249年，是李东垣创导脾胃学说的代表著作。书中“脾胃虚实传变论”“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及“脾胃胜衰论”引用诸多经文来论述作者关于脾胃学说的重要观点和治疗方药，为全书奠定基础。书中重申脾胃病与天地阴阳、升降浮沉的密切关系，并结合临证，提出了各种治疗方法。书中所载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等，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

“骨蚀”病名，见于《脾胃论·脾胃盛衰论》，曰：“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蚀，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脾胃虚弱是导致骨蚀的主要病机，脾属土，肾属水，脾胃受损会累及到肾，因肾主骨，故会造成骨蚀。

9.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

《世医得效方》为元代危亦林编撰。以“依按古方，参以家传”的编辑方法撰称，故名。《世医得效方》对医学各科均有论述，包括中医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等各科疾病231种，但对骨伤科的贡献最大，记载骨伤科方60余首及中药麻醉法。该书特别是筛选了历代治伤的方药，总结为“二十五味药”，附以随症加减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全书对骨折部位诊断分类的进步、骨折脱位整复法的创新、动静结合治疗思想的提出等有重要作用，特色鲜明。危氏主张固定和活动相结合，强调骨折脱位复位后的适当活动，以防关节粘连，并提出麻醉术在骨折脱位整复中的正确使用。首次把追加使用曼陀罗的全身麻醉术用于骨科临床。

10.元代杨清叟《外科集验方》

《外科集验方》为元代医学家杨清叟所著医学专著，杨清叟根据“肾主骨”的理论，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骨痈疽的根源是肾虚，提出了“肾实则骨有生气”的论点（《外科集验方·服药通变方》），具体阐明了肾与骨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这是《黄帝内经》“肾主骨”理论实践检验后的再总结，并且运用补肾生髓法治疗骨折。

四、明清时期——“肾主骨”理论的创新

明清时期，是“肾主骨”理论的创新时期。在社会发展，伴随科技文化进步的背景下，骨伤科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清“命门学说”大盛，影响到骨伤科领域，表现在医家开始重视补肾与治伤的关系。明清基础理论的发展，繁荣了这一时期骨伤科的学术争鸣，而“肾实则骨有生气”的学术观点进一步被推崇，成为明清时期论治骨痹的理论依据。如温补学派的代表医家张介宾在论治痹证时指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明清时期进一步补充完善对“骨痹”“骨痿”“骨枯”的认识，骨痹病因提到痰饮这一病理产物，骨痿病因还有湿热之邪、情志因素、醉酒房事等；病机方面可概括为肾虚髓亏、心肾不交、热邪伤精及气虚日久等。故在治疗上多以补肾健脾，兼顾活血化瘀，代表方有安肾丸、金刚丸、六味丸、虎潜丸等。该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医家对肾与命门的研究，使“肾主骨”藏象理论的学术水平和临床应用空前高度。

1.明代薛己《正体类要》

《正体类要》成书于1529年，薛己（字新甫，号立斋）著。全书二卷，阐述伤科的病症治疗，凡方药、手法、用具等，都有详细的记述。书中强调体表脏腑相关，主用八纲辨证及气血辨证，重脉理，轻部位，对伤科治疗强调脏腑气血辨证论治，谓“筋骨作痛，肝肾之气伤也”（《正体类要·主治大法》）；薛己在治疗损伤时，以调补肝肾为主，运用“肾主骨生髓”的理论，采用补肾法治伤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功。薛己重内治，反对单纯用手法和外治法；主张平补，反对应用寒凉药物；治气以补气为主；治血则以补气养血与活血化瘀为主；重点突出脾胃肝肾在伤科病中的重要意义，其重视脾胃不亚于东垣，重视肝肾有异于丹溪，被称为薛己补派。

2.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

《景岳全书》成书于1624年，为张介宾（号景岳）毕生治病经验及学术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张介宾将命门与肾相提并论，认为“命门与肾，本同一气”，“肾两者，坎外之偶也；命门一者，坎中之奇也。一以统两，两以包一，是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类经附翼·求正录》）。对“从肾论治”方面的创新，张介宾认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张介宾创立“回天赞化，救本培元第一要方”之大补元煎，“壮水之剂”之左归饮，“益火之剂”之右归饮，以及阴阳互济之左、右归丸，培补肾中阴阳，乃后世补肾之宗。

3.明代朱橚《普济方》

《普济方》成书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由明代朱橚、藤硕、刘醇等编著，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方书，保存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医方资料。在临床各科中，又分别列述内科杂病（内容涵盖了眼、耳、鼻、咽喉、口齿等“五官病证”）、外科（包括皮肤科、骨伤科等）、妇科、儿科等。在内科杂病中，兼述“杂治”“食治”“乳石”“服饵”“诸汤膏煎”等。在外科、骨伤科内，又介绍了较多的“折伤膏药”（大多来源于历代骨伤科名著，其中包括元代骨伤科丰富的膏药外治法）。《普济方》卷二百七十二至三百一十五多为疮肿类疾患的论治，各种病证首叙医论，次列治法，所载外科治法极为丰富，如治骨出臼，蹉跌不复，疼痛。用当归、续断、细辛、木通、白芷、芎䓖、甘草、蜀椒、牛膝、附子。所用药物多为补肾益髓药物。

4.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

《证治准绳》又名《六科证治准绳》或《六科准绳》，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王肯堂编著，为中国医学丛书，全书以阐述临床各科证治为主。《证治准绳·幼科》卷九为肺、肾部，内容有咳嗽、喘、悲哭、龟胸、脱肛、囟陷、五迟、五软等，列证详备，有论有方。《证治准绳·疡医·损伤门》的证治资料极为丰富，囊括了《黄帝内经》《普济方》《正体类要》等书，并对历代骨伤医家如蔺道人、危亦林等丰富的理论及临床实践经验都加以总结收录。

王肯堂在书中针对损伤论治，提出其早、中、后期治疗。应依次运用攻、和、补等治则，强调补益肾气的学术见解。如《证治准绳·杂病》对于颈项强痛病因病机的认识也不离肾虚：“人多有挫闪，及久坐失枕而致，颈项不可转移者，由肾虚不能生肝，肝虚无以养筋，故机关不利。”

5.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

《外科正宗》成书于1617年，是一部最具代表性的外科学著作。此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陈实功在外科学上的主张与贡献。陈氏主张内外治法并重，指出“外之证，必根于内”，在内治上重视脾胃，常宗消、托、补三法，在应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同时，尤重托补，创立了在托里清中、托里温中，托里建中，托里和中、托里透脓、托里安神、托里生肌等法则，同时他又主张对石痈、石疽等疾病采用“调元肾气丸”内服，发展了补肾法在治疗骨病方面的作用。

6.明代李梴《医学入门》

《医学入门》是以《医经小学》为蓝本编撰的中医全书，刊于万历三年（1575年）。此书集明代以前医学之大成，以歌赋为主文的形式编写，重视妇人小儿外科疾病，分别介绍各科常用方剂，强调治病求本。在“杂治赋”中曰：“阳虚（真）火衰，甘温易于补益；阴虚（真）水泛，苦寒难以滋荣。阴阳两虚，惟补其阳而阴自长；气血俱病，只调其气而血自宁。”《医学入门·脏腑》曰：“肾气虚，心悬如饥善恐，惕惕如人将捕，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肾为水脏，心为火脏，心肾皆气虚，骨骼失却濡养，周身不适，发为骨痿，同时还会有恐惧胆怯的情志表现。骨痹除关节疼痛、屈伸不利之外，还表现为寒冷之证，是由肾亏髓枯，不能充盈骨中而致。如《医学入门·脏腑》中论及：“骨痹者，肾脂髓枯而不满，故寒冷。”

7.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

《伤寒论条辨》为方有执先生研究《伤寒论》的呕心沥血之作。《伤寒论条辨》作为明清时期伤寒错简重订学派的开山之作，具有重要学术影响，自其成书以来，一直是学习和研究《伤寒论》的重要参考书目。《伤寒论条辨·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曰：“在下，肾之内证也。无汗者，肾水脏，在时为冬，阴沉在下，其主闭藏，其经少血也。大烦者，强发其汗则水干，火无制也。骨节苦疼，目晕者，肾主骨，骨之精为瞳子，水干则骨枯，而瞳子无荣养也。恶寒者，肾合太阳也。”肾主骨，骨之精为双目，肾中精亏，则髓减而致骨枯，进而造成双目视物不清。骨痿大致与骨痹相同，同时还伴有视物不清、牙齿松动等症状。

8.明代吴昆《医方考》

《医方考》为历史上第一部方论专著，收集历代常用方700余首，分为中风、伤寒、感冒、暑湿、瘟疫等44类，是学习方剂学的重要参考书。《医方考·口齿舌疾门》曰：“肾主骨，肾虚则髓弱，髓弱则骨枯，骨枯则不能固齿，故令齿长而动，譬之败几焉，几败木枯，则紧窦之寸木摇摇而出，以水泽之，则败几润而寸木固。”论述了肾主骨生髓，肾虚髓减导致骨枯，同时还会出现牙齿松动的症状，在治疗上宜补肾填精之法。

9.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

李中梓深通《黄帝内经》，临床经验又极丰富，故于1637年撰此书以益后学。《医宗必读》为李中梓学术经验的代表作，其主张“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书中认为腰痛“有寒、有湿、有风热、有挫闪、有瘀血、有滞气、有瘀积，皆标也，肾虚其本也”。《医宗必读·本草征要上》曰：肾为作强之官，而主骨，湿热下流使人骨痿，善去湿热，故骨强也。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湿热之邪易于下行侵肾，使人骨痿，治疗兼顾清热祛湿。

10.明代汪绮石《理虚元鉴》

《理虚元鉴》成书于1644年，是一部中医虚劳证治专著，该书理法方药俱备，对虚劳的病因病机阐发、治疗大法和预防措施都系统论述，对中医虚损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虚元鉴·心肾不交论》曰：“浅者梦而遗，深者不梦而遗，深之极者漏而不止。其或症成骨痿，难于步履者，毕竟是少火衰微，别成阳虚一路，不为阴虚之症也。”骨痿因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属心火衰微，阳虚之证。《理虚元鉴》倡导“治虚有三本”，其中“肾为性命之根”，肾为先天之本，而“肾之为脏，合水火二气，以为五脏六腑之根”，故治疗肾之病证，不可拘泥于补肾阳。

11.明代秦景明《症因脉治》

《症因脉治》刊于1706年，该书论述以内伤杂病为主的各种病证。主张先辨证候，次查病因，再审脉象，最后再定治法，故以《症因脉治》为书名。《症因脉治·外感劳伤》论及：“《机要》云：劳损之疾，因虚而感。如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则热舍于肾，水不胜火，则骨枯髓虚，而成感热劳伤之症。”指出素体虚弱复感热邪，热邪入肾，肾阴受损，骨骼失却濡养而致骨枯。

12.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

《寿世保元》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书中论述包括脏腑、经络、诊脉、用药等，对诊脉描述尤详，并对脏腑、气血等重要内容作了专篇论述。《寿世保元·补益》曰：“一论肾气热……发为骨痿，宜六味丸加黄柏、知母主之，肾者水脏，无水则火独治，故令肾热，肾主督脉者，行于脊里，肾坏则督脉虚，故令腰脊不举，骨枯髓减者，枯涸之极也；肾主骨，故曰骨痿，是方也，地黄、茱萸，味浓而能生阴，知柏苦寒能泻火，泽泻、丹皮，能去坎中之热，山药、茯苓，能制肾间之邪，王冰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方主之。”《寿世保元》对《黄帝内经》骨痿病机做详细解释，并提出治宜补肾滋阴泻火之品。

13.清代陈士铎《辨证录》

《辨证录》约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为综合性医书。是书以“辨病体之异同，证药味之攻补”为特点，故称为《辨证录》。陈士铎用药多以扶正为主，止血为辅，如在益肾、养肝、补心、润肺等的基础上加用止血之药，反映了他补重于攻、治病求本的用药特点。如肾性骨病，是由于钙、磷及维生素D代谢障碍，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酸碱平衡紊乱而引起的骨病。中医学虽无肾性骨病的记载，但根据其症状，辨证属于“骨痿”“虚劳”“骨痹”等范畴。将骨骼的退变与肾中精气衰退联系起来。正如《辨证录·痿证门》指出：“肾宫干涸，何能充足于骨中之髓耶？”《辨证录·虚损门》曰：“夫骨中藉髓以能坚，骨无髓则骨空矣，又何所恃而能立乎。”《辨证录·鹤膝门》曰：“凡人行房，必劳其筋骨，至于精泄之后，则髓必空虚，髓空则骨空，邪即乘其虚空而直入矣。”髓为骨之充，肾虚髓减骨中空虚，故会出现站立不稳等症状，同时指出行房事后髓随精泄，骨中空虚，易感受邪气而发病。

14.清代张璐《张氏医通》

《张氏医通》刊于1695年，是一部以杂病为主的综合性医著，初名《医归》，本书为反映张璐学术思想的代表著作。张璐治虚损，主张“审系阴亏，则壮水以制阳；阳虚，则培土以厚载”。《张氏医通·诸痛门》曰：“又有膏粱之人，久服热剂，醉以入房，损其真气，则肾脏热，腰脊痛，久则髓减骨枯，发为骨痿，此为本病。”张璐提出，醉酒行房事，日久髓减骨枯，导致骨痿。《张氏医通·诸痛门》记载：“膝为筋之府……膝痛无有不因肝肾虚者，虚则风寒湿气袭之。”论膝痛皆与肝肾亏虚有关，风寒湿趁虚侵袭而发病。

15.清代吴谦《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刊行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是当时由政府编纂的一部医学丛书。包括《订正伤寒论注》《订正金匮要略注》《删补名医方论》及“四诊”“运气”“伤寒”“杂病”“妇科”“幼科”“痘疹”“种痘”“外科”“刺灸”“眼科”“正骨”等心法要诀。其中涉及骨伤内容的主要包括《外科心法要诀》和《正骨心法要旨》。

《医宗金鉴·幼科杂病心法要诀》记载：“小儿五迟之证，多因父母气血虚弱，先天有亏，致儿生下筋骨软弱，行步艰难，齿不速长，坐不能稳，要皆肾气不足之故。”阐释了肾的精气不足，易导致小儿五迟，其中筋骨软弱、齿不速长，更印证了肾与骨的密切关系。

《医宗金鉴》认为“肾阴不足，筋骨痿软，不能步履”，可见肾阴虚易引发“筋骨痿软”等骨骼的功能障碍。此外，《医宗金鉴》载：“王好古云：登高坠下撞打等伤，心腹胸中停积瘀血不散者……凡打扑闪错，或恼怒气滞血凝作痛；及元气素弱，或因叫号血气损伤，或过服克伐之剂，或外敷寒凉之药，肾气血凝结者，俱宜用活血顺气之剂。”对于外科损伤亦有论述，常用活血顺气之剂。

16.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

《杂病源流犀烛》刊于1773年，本书为《沈氏尊生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是阐释杂病方面的专著，按脏腑经络、风寒暑湿燥、内伤外感、面部身形各门统括诸种杂病，包括脏腑门、奇经八脉门、六淫门、内伤外感门、面部门、身形门等。每门分若干病证，每病各着源流一篇，并详述病证原委，悉其形证，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法立方，按方遣药。理法方药比较契合。每病在介绍方治外，并附导引等治法。沈氏博采前人著述，结合个人见解予以整理编写，论述较为完备，在杂病著作中有相当影响。

《杂病源流犀烛·腰脐病源流》曰：“腰痛，精气虚而邪客病也……肾虚其本也，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其标也。”肾精气亏虚而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诸邪侵袭，导致腰痛，表明肾虚为发病之本，余邪为致病之标。

17.清代赵兰亭《救伤秘旨》

《救伤秘旨》刊于咸丰二年（1852年），清代赵兰亭（字廷海）著，此书是一部实践性较强的骨伤科专著。如《三十六大穴图说》载“第十四节骨下两旁各开一寸五分软肉处，为肾俞穴。打重者，吐血痰。十四个月而死。用前十三味方加补骨脂，杜仲各一钱五分，同煎服……第十四节骨下两旁各开三寸，名志室穴。属肾经。打重者三日死。当发笑而亡。用前十三味方加桃仁、菟丝子各一钱，同煎服……肾俞穴下两旁，各有气海俞穴，打重者三十三日死。用前十三味方加补骨脂一钱五分……尾闾骨下两腿骨尽处中间，名鹳口穴。打重者一年死。用前十三味方加牛膝、苡仁各一钱，同煎服……凡人被打时，切勿轻意，必须服药为主……诸骨损伤加苍耳子、骨碎补各一钱……如漫肿不甚作痛，加赤芍药、熟地、杜仲、苍术各二钱。青肿潮寒作热加山楂、山药、厚朴、白术各一钱、砂仁七粒。”论述伤及肾经多应用补骨脂、杜仲、牛膝、菟丝子、熟地黄等补肾填精强筋骨要药，常能收效。

18.清代费伯雄《医醇賸义》

《医醇賸义》撰于1863年，全书以察脉、辨证、施治为三大纲，首先论脉法，依次论述六气之候以及虚劳、内伤等杂病。主张治病不拘泥古人成法，亦不趋奇立异，而宜通变化裁，归于平实适用，力倡和缓之风。该书共四卷，列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疾，以及虚劳内伤等诸杂病。书中先讨论病症，随后载编作者自制方，后附古方，使读者先明了每病治法，然后参照古方，体会出所以化裁运用之理，充分体现了费氏学术思想及特点，对于后世临床很有帮助。

《医醇賸义·痿》曰：“腰者肾之府，脊者肾之所贯，肾伤故腰脊不举。远行劳倦则伤骨。逢大热而渴者，或外感之热，或内蕴之热，皆消阴耗髓，故骨枯而痿也。滋阴补髓汤主之。”费伯雄认为，骨痿、骨枯皆由肾伤，而热邪伤精耗髓所致。

五、民国近代——“肾主骨”理论的中西汇通

民国时期，“肾主骨”理论进入中西医汇通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西方文化出现碰撞与交融，中医学理论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出现一批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家，从理论到临床汇通中西医的观点，进一步充实了“肾主骨”理论。

1.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唐容川“能参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旧”，书中将《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归纳为阴阳、脏腑、营卫、经脉、全体总论、诸病、望形、问察、诊脉、气味阴阳、七方十剂等20余类，并予以注释，兼采西医生理解剖图说加以发挥。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五脏所主》指出：“肾之合骨也。骨内有髓，骨者髓所生，周身之骨以背脊为主。肾系贯脊，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合也。西医支解人而视之，详言脑髓、脑气筋，而不知髓是何物？因不知肾与骨合，所以其治多碍也。”又“髓者，肾精所生，精足则髓足，髓在骨内，髓足则骨强。”说明骨骼的生长、发育、代谢均有赖于肾精滋养和肾气的推动。

肾所藏之精可以化生骨髓，髓藏于骨腔之内，滋养骨骼，肾精充足则骨髓生化有源，骨骼坚固有力，故人体肾精充足，则髓足骨坚、筋强有力，于是形成了“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的理论，从而证明了肾与骨的密切关系。肾精可化生骨髓、脑髓，进而分化成骨骼、筋、肌肉、皮肤、毛发等。其盛衰直接影响骨的强弱，肾精充盛，则骨髓生化有源，骨才能得到骨髓的滋养而强健有力。

肾中精气充盈则骨髓生化有源，骨才能得到髓的滋养，骨矿含量正常而骨强健有力；人体衰老则肾气衰，肾精亏虚，骨髓化源不足，不能营养骨骼而致骨髓空虚，临床可出现腰背酸痛、腰膝酸软等症状，从而导致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症等骨病的发生。如《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曰：“老人肾虚，故骨痿也。”该段论述认为老人肾气虚、肾精亏则骨髓失养而痿软，髓无以得生；髓在骨内，髓不足则骨无所养，而致骨质脆弱无力，骨痿、骨痹治疗方药多选用补肾填精、祛风止痛、益气活血之品。

2.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

《医学衷中参西录》，又名《衷中参西录》，是20世纪初我国重要的临床综合性著作。张锡纯重视基础理论，对藏象学说和解剖生理的互证尤为重视。《医学衷中参西录·论肾弱不能作强治法》指出：“《难经》谓命门之处，男以藏精，女以系胞。胞即胞室，与肾系同连于命门。西人之生理新发明家谓其处为副肾髓质，又谓其处为射精之机关，是中、西之说同也。又谓副肾髓质之分泌素名副肾碱，而鸡子黄中实含有此物，可用以补副肾碱之缺乏。此说愚曾实验之，确乎可信。”此说法今日看来稍显勉强，但在当时实属可贵。

3.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

1934年，中医学家曹炳章主编了《中国医学大成》，刊于1936年。原计划收辑365种医著，后实际出版136种。辑录魏、晋至明、清历代重要医著及少数日本医家著作，分医经、药物、诊断、方剂、通治、外感、内科、妇科、儿科、针灸、医案、杂著等共13类。所选之书皆医籍中之精华，如医经类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本草类有《神农本草经》《本草衍义》《雷公炮制药性解》等；伤寒金匮类有《伤寒贯珠集》《伤寒补例》《伤寒来苏集》《金匮要略心典》等；温病类有《温热逢源》《温疫论》等；通治类有《医学心悟》《周慎斋医书》《医学源流论》等；医案医话类有《柳州医话》《吴鞠通医案》等；此外，尚有临床各科、生理、病理、诊断等重要书籍。

中医古籍中多处提及“肾主骨”“肾藏精”理论，历代医案也多次用到“肾主骨”理论来指导临床，无数次的临证实践都证明该理论体系的重要价值和科学内涵。该论著在继承历代学术经验的同时，综合历代研究成果来丰富“肾主骨”理论体系，详加校勘，撰有作者行略与内容提要。1937年出版后备受中医界推崇，传世价值就已得到广泛认同，被誉为“寿世宝藏，医林巨观”，“欲求其广博、精要而严谨者，舍《中国医学大成》一书，其将谁属哉”，对中医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六、现代时期——“肾主骨”理论的升华

现代中医学关于“肾主骨”的辨证论治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在维护人类的健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肾主骨”理论研究进一步升华。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发现“肾”与“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调节作用，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并证明“肾骨系统”的科学内涵及独特优势，将会提高“肾主骨”理论的临床指导价值，从而进一步发展中医脏腑理论，实现中医“肾主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1.姜春华等《肾的研究》

现代第一部关于“肾本质”研究的专著，由上海第一医学院藏象专题研究组姜春华教授等撰于1963年。本书集该组7年来对肾的研究资料，阐述了以西医学检验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方法，对肾的生理病理进行了广泛地研究，初步探讨了肾的物质基础、肾阳虚的机制及治疗方法。本书是该研究团队1959—1977年的六个阶段对肾的研究成果：第一阶段，异病同治的物质基础——肾虚；第二阶段，肾阴、肾阳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原则的初步探讨；第三阶段，肾阳虚患者的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改变；第四阶段，中医补肾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研究；第五阶段，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全面观察；第六阶段，调节肾阴、肾阳的中药方剂（温补肾阳药、滋阴泻火药）的防治作用；并对肾本质研究进行综述和研究总结。

2.沈自尹《肾的研究（续集）》

《肾的研究（续集）》是现代沈自尹主编的一部内科类中医著作，总结自1979年以后的肾本质研究成果。主要介绍肾阳虚的临床实验研究、肾主生殖和女性生殖功能的调节研究、滋阴泻火与温补肾阳药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肾阳虚证与老年人内分泌免疫功能的研究、从肾的研究到肾病本质的探讨、肾的研究进展与总结等内容。该书认为肾阴、肾阳的调节是整体性调节，从神经、内分泌、免疫方面的动态研究引出“阴阳常阈调节论”以及肾阳虚证患者与老年人的不同反馈模式，对阴阳理论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3.李恩《中医肾藏象理论传承与现代研究》

《中医肾藏象理论传承与现代研究》以中医学术思想为指导，以肾脏的理论体系为纲，全面追溯了肾藏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沿革，总结了现代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研究性的中医学基础理论专著。该书以李恩教授带领的团队研究成果为主，同时反映国内研究进展，分别阐述“肾主骨”“肾藏精”、肾“其充在骨”与骨代谢；肾主骨生髓、髓生血与血液、血压的相关性；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之海与老年性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和精神分裂症；“肾主生殖”与生殖系统和性激素调节；“肾主纳气”与呼吸系统的相关性；“肾开窍于耳”与听力和平衡的相关性；“肾在志为恐”与智力和心理；“肾藏精，其华在发”与白发和脱发等内容。通过肾藏象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取得的经验，提出了中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颇有启发。

4.瞿岳云《治病求本从肾论》

《治病求本从肾论》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中医肾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中医学对肾的认识（肾的生理功能，肾与体、华、窍、志、液、时的关系，肾与脏腑的关系）；肾虚病机与发病（肾的生理病理特点、肾虚与脏腑病证）；肾虚的辨证与治法（补肾法的源流、肾虚证的分类、肾及相兼虚证、补肾法的分类）；论肾虚为诸虚证之根；论内伤杂病重在治肾；补肾滋阴温阳名方组方的特点（滋补肾阴名方组方之特点、温补肾阳名方组方之特点）；常用补肾中药（补肾填精药、补益肾气药、滋补肾阴药、温补肾阳药、固肾涩精缩尿药）；肾虚本质的现代研究（肾虚与神经内分泌的关系研究、肾虚与性激素的关系研究、肾虚与相关基因的关系研究）；肾本质的科学构想（肾藏精与肾小管重吸收功能、肾主纳气与肾小管酸碱平衡调节功能、肾主水与体液调节的关系）等。并且，通过分析肾主虚无实之源、肾实证历代医著有论、肾无实不符合理论规范、肾实证责之他脏问题、肾实病因与证候、治肾实证的方剂、治肾泻实的药物，对中医传统所言“肾病主虚无实”之说提出了“异议”。

下篇为从肾虚论治诸病，是《治病求本从肾论》的重点。内容涉及当代专家学者从肾论治内科、妇科、男科、儿科、外科、骨伤科、皮肤科及眼耳鼻喉口腔科66种疾病，而主体是内科疾病，特别是疑难疾病的验案。《治病求本从肾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为研究肾藏象理论的重要参考书。

5.王拥军《“肾藏精”藏象理论与实践》

《“肾藏精”藏象理论与实践》由以王拥军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国家“973”计划项目）基于“肾藏精”的脏象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号：2010CB530400）等国家级项目支持完成，201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全国“肾藏精”研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

全书从中医“肾藏精”藏象理论的发生与发展、中医“肾藏精”藏象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内涵、中医肾系统的现代科学内涵研究、中医肾与脏腑经络的关系、“肾精亏虚型慢性病”的理论与临床、中医“肾藏精”藏象理论指导下的预防医学策略、中医“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规范、中医“肾藏精”藏象理论与现代科学的思考和启发等方面入手，逐层深入阐述中医“肾藏精”藏象理论系统的研究与应用，提出原创性学术观点。以干细胞和神经-内分泌-免疫（neuro-endocrine-immune，NEI）网络研究为切入点，揭示中医“肾藏精”“肾精命火”“肾藏象系统”等藏象理论的科学内涵，已有较充分的依据、较好的可行性以及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成为揭示中医理论特色的重要举措之一。

团队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出发点，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揭示了“肾藏精”藏象理论调控干细胞功能与信息的基础研究的现代内涵。证明了“补肾填精法”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循环以及微环境网络（neuro-endocrine-immune-circulation-microenvironment，NEIC-Me），调控生殖、神经、骨髓、造血等干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进而调节干细胞沉默与唤醒状态和增殖与分化功能。证明了肾精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在干细胞；命门之火的功能基础，主要体现在NEI网络。“肾藏精”是干细胞与NEI网络功能的综合体现；补肾填精法治疗肾精亏虚、命门火衰病证，主要是通过调控干细胞和NEI网络功能而实现的。明确了中医“肾藏象系统”生物学基础，创立中医“藏象系统”研究的方法学模式（图1-1）。

补肾中药通过调动和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及微环境，激活内源性干细胞发挥疗效，其作用机制不同于单纯采用干细胞移植的当前西医学论治策略，体现了中医药综合防病治病作用和特色优势，解决了国家重大需求——慢性病防治的规律性认识并提供方法学指导，建立了从“肾”论治“肾精亏虚型慢性病”研究模式（图1-2），也为“肾藏精”“肾主骨”理论研究和“肾骨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研究基础。

该专著通过阐明“肾藏精”藏象理论的基本科学内涵，从而揭示相关疾病从肾论治临床疗效产生的内在规律，为提高临床疗效提供理论依据，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医藏象理论。以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为指导，以继承及创新中医基础理论肾藏象内容为核心，以解决中医理论创新与发展过程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能够指导临床实践为目的，论述内容从古至今，从宏观至微观、从理论到实践，重于实用，突出重点，是我国第一本“肾精理论”研究专著，填补了本领域空白，成为中医药科研与临床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通过学术源流梳理，能够系统总结历代对“肾主骨”“肾藏精”“从肾论治”慢性病等研究成果，达到溯本求源，系统梳理“肾主骨”等理论的历史脉络和临床实践，辨析其与中医传统辨证论治体系（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经络辨证等）以及中医骨内、外科辨证体系的关系；明宗启新，深入剖析“肾主骨”等理论的概念内涵及其外延，明确其与肾藏象理论（肾精、肾气、肾阳、肾阴理论）联系，厘清中医对“骨”的认识，从而在“肾主骨”理论基础上构建“肾骨系统”，进而提出“肾脑主骨”；高屋建瓴，完善“肾主骨”理论与实践。详细阐述“肾主骨”理论与“肾藏精”“肾生髓”“肾通于脑”“肾主二便”“肾开窍于耳”“肾主水”“肾主生殖”“肾主纳气”“肾在液为唾”“肾其华在发”“肾在志为恐”“肾之华在发”及“肾脑主骨”理论的内涵与关系。科学释义，用现代科学技术揭示“肾主骨”理论的科学内涵。从骨髓干细胞、骨细胞、肾与骨代谢的平衡机制、肾骨相关的其他疾病等方面阐明“肾主骨”理论的科学内涵。古为今用，介绍“肾主骨”理论在临床疾病治疗中的具体应用。分别以骨在生、长、壮、老过程中的典型疾病为例，详述“肾主骨”及“从肾论治”理论的临床运用。辨治施药，基于“肾主骨”理论的辨治施药与新药研发。从药理学机制阐明“肾主骨”理论内涵并研发相关新药，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健康（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