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布拉格学派文学与美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比利时著名学者布洛克曼曾在《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一书中，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学派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形象地比喻为20世纪结构主义运动的三个驿站。从我国目前对这三个驿站的译介与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都有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了解，而唯独对以穆卡若夫斯基为首的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美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众所周知，布拉格学派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时间段文论的介绍，主要以英美新批评为对象。布拉格学派的文论思想在我国备受冷落，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该派在文论史中的这种过渡性角色，是否就意味着其思想不具有原创性呢？事实上，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该派的文论思想简单地贴上形式主义文论或结构主义文论的标签，它的过渡性角色并不意味着就不具有原创性。恰恰相反，该派的文论思想具有很高的原创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对布拉格学派产生影响的思想来源来看。该派的文论思想是在与20世纪头几十年间东欧与西欧众多的哲学与美学流派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当中不仅包括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也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等。从这些众多的思想来源的角度来看，布拉格学派的文论更多的是以上诸种思想观念合力的产物。事实上，在早期，布拉格学派深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影响，中后期由于系统地接受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它开始自觉地克服和超越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捷克结构主义理念。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哲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对该派结构主义理念的塑造有着很大的影响。如从穆卡若夫斯基本人所提出的艺术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审美符号的三层次说等理论学说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影响。

从布拉格学派文论思想的具体内容来看。一方面，布拉格学派虽然深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后者在捷克语境中简单的翻版和延伸，而更多的是从对后者进行自觉批判的过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另一方面，布拉格学派虽与法国结构主义同属于20世纪结构主义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比后者在价值上要逊色，在方法和观念上要落后。总体来看，捷克结构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相比，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异同：首先，从学术渊源上来看，不可否认，捷克结构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有着一些共同的渊源，它们都得益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思想，都同样得益于雅各布森的衔接。但两者之间的不同也很明显：捷克结构主义更多地得益于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思想，以及俄国形式论学派什克洛夫斯基和蒂尼亚诺夫的思想，法国结构主义则更多地得益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可以说，它们是沿着两条不同的学术传统而达致结构主义的：如果说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是从“语言学”经由“人类学”，再到“文论”的路径的话，那么捷克结构主义的发展选择的是从“文论”到“美学”，再到“符号学”的路径。其次，从研究领域上来看，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而捷克结构主义侧重于“诗学”和“美学”。最后，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法国结构主义把索绪尔研究语言学的共时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但也正是这种方法先天之不足导致了它后来的解体。捷克结构主义则始终把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法国结构主义方法之不足。总的来说，布拉格学派文论思想为结构主义方法论所做出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结构”“功能”与“符号”这三个最为核心的范畴上，其中又以“功能”最具特色。

从布拉格学派文论在文论史上的地位来看。可以说，布拉格学派文论思想发展的历程真实地体现了20世纪文学研究重心从“作家”到“作品”，再从“作品”到“读者”的转移，文学研究观念从“形式”到“结构”，从“功能”到“符号”的转变历程。因此，该派在20世纪文论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不可谓不重要，除直接对后来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产生重大影响外，它还影响了其他一些重要文论流派，如70年代的德国接受美学，80年代的苏联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德国接受美学的主将姚斯和伊瑟尔把布拉格学派的穆卡若夫斯基和沃迪奇卡，奉为接受美学的直接先驱。穆卡若夫斯基对伊瑟尔的影响尤其大，前者的由意向性与非意向性构成的作品观直接启发了后者的由“召唤结构”与“隐含的读者”构成的文本观。苏联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领军人尤里·洛特曼也高度重视布拉格学派的文论思想。穆卡若夫斯基将艺术作品视为审美符号的思想，以及他对审美符号的结构、功能（自主功能与交流功能）及其表意方式的研究等，对洛特曼后来发展出的文学、文化符号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文本”“派生模拟系统”“文化的多语性”等都有很大影响。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个文论流派的布拉格学派在20世纪文论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谓不重要。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该派在文学与美学研究上的成就仍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可以说，这一现象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折射出我国在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首先，学术视野上的“偏食”。这种“偏食”主要体现为，我们在选择外国文论的译介对象时，经常戴着“有色眼镜”，即我们主要把目光聚焦于大国的文论，而忽略小国的文论，从先前的“苏联热”，到后来的“英美热”。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对大国文论的译介和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说，对它们的引进符合那个文论资源极度匮乏的时代的需要，拓宽了国人的视野。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们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少质量并不高的，甚至是思想垃圾的文论被大量地译介到我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界思想和认识上的混乱，而许多真正有价值的文论没有被译介过来。殊不知，所谓经济上的大国、强国的文论在价值上未必就高于那些小国和弱国的文论。经济上的强势与理论的强势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绝对，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对称的现象比比皆是。捷克、波兰（等西斯拉夫国家）这些小国同样贡献出如扬·穆卡若夫斯基、罗曼·英加登等享有世界声誉的文论大家。因此，时代发展的需求要求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为标准，而应以文论价值的高低为首要标准来选择译介的对象。

其次，文论译介的“双重标准”。其实，国内不少学者对布拉格学派与穆卡若夫斯基并不陌生，甚至不少学者也都认可该派文论思想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至今仍没有出现对该派文论思想比较系统的研究呢？笔者以为，这与不少学者对布拉格学派文论思想缺乏系统的认识，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其定位之偏颇不无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布拉格学派文论的定性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该派的文论思想在性质上属于形式主义文论；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该派的文论思想属于结构主义文论。细加思辨，这两种观点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了解形式主义，我们可以研究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而了解结构主义，我们可以研究法国结构主义。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布拉格学派的文论思想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它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结构主义的，说白了，就是什么都不是。这样一种现状体现着我们对于文论译介的两种心态——唯思潮唯主义心态和唯科学主义心态。前者体现为，我们选择译介对象时，往往选择那些按某一思潮标准看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而不注重那些其影响力超越诸思潮之外的理论家；后者表现为，我们时常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待人文科学。在这种标准看来，越新的理论就越有价值，相反，越旧的理论在价值上就要打折扣。殊不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研究主题、方法、视角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人文科学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新的未必就有价值，旧的未必就没有价值。只有认识到人文科学的这种特点，我们才能避免“拿来”时的唯“新”主义，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的优秀文论成果，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以上这些存在于我国当前文论译介与研究中的问题，提醒我们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改进：首先，选择译介对象时要避免把目光只局限于所谓大国、强国的文论，而要努力拓展我们的视野，真正做到以文论价值的高低为最高标准。其次，要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唯思潮”（与“主义”）式思维，而应积极尝试从“范式”（与“范型”的视角）出发，尽可能多地采集一些跨文化运行的文论个案与标本，挖掘隐藏在流派、思潮更迭表层下的学理深层的传承与变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有学者所提出的“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26]

布拉格学派与扬·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与美学理论，正是这样一个有待开采的个案。基于以上旨趣，布拉格学派与扬·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与美学理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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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军：《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 韦勒克本人在移居美国前曾是布拉格学派从事文学与美学研究的一员。

[3]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页。

[4] Jan 的中文译名有不少版本，如穆卡洛夫斯基、穆卡罗夫斯基等不一而足。根据其英译Jan Mukarovsky，俄译Ян Мукаржовский来看，这些译法不甚准确，因此本书统一译为扬·穆卡若夫斯基。

[5] 菲尼克斯·沃迪奇卡（Felix ，1909—1974），捷克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

[6]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页。

[7]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页。

[8] Peter Steiner，“To Enter the Circle”，in Peter Steiner，ed.，The Prague School：Selected Writings（1929-1946），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2，pp.9-10.

[9] [美]巴利·P.舍尔：《布拉格学派的美学》，周启超译，载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19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0] [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1] [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12] 学者J.韦尔特鲁斯基曾指出：“穆卡若夫斯基本人对前推概念逐渐感到不满。1940年，当他着手出版自己的文学研究论文集时，决定不收录他八年前所写的那篇关于标准语言和诗歌语言的重要论文。”参见J.韦尔特鲁斯基《扬·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诗学与美学》，《今日诗学》1980—1981年第2期，第117—157页。

[13] 此书已有中译版，改名为《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佟景韩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14] L.多莱泽尔（Lubomír Doležel，1922— ），捷克文学理论家，曾就读于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并在捷克科学院获得斯拉夫语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的许多老师和导师曾是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该派的精神对他有很大影响，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论现代捷克散文小说的风格》（1960年在捷克出版）。20世纪60年代，他同时就职于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克语研究所和查理大学哲学系。1968年秋天，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斯拉夫语言与文学系之邀，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成为一名访问学者，后成为该校的全职教授。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文学理论和叙事学。

[15] 参见John Burbank and Peter Steiner，eds.and trans.，The Word and Verbal Art：Selected Essays by Jan Mukarousk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一书韦勒克所作之序。

[16] 参见John Burbank and Peter Steiner，eds.and trans.，The Word and Verbal Art：Selected Essays by Jan Mukarousk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一书韦勒克所作之序。

[17] 参见John Burbank and Peter Steiner，eds.and trans.，The Word and Verbal Art：Selected Essays by Jan Mukarousk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一书韦勒克所作之序。

[18] 这些译文集主要包括：Mark E.Suino译穆氏的《作为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规范和价值》（1970）（该书为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系出版的密歇根斯拉夫论文集系列的一部分，它起初的影响有限，但这种状况随着该书1979年第二版的出现得到了改观）；J.Burbank与P.Steiner编选和翻译，韦勒克作序的一套两卷本的英文版穆卡若夫斯基文选：《词和语言艺术：扬·穆卡若夫斯基文选》（New Haven，Conn.，1977）；《结构、记号和功能：扬·穆卡若夫斯基文选》（New Haven，Conn.，1978）。

[19] 该译文集收录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穆卡若夫斯基有重大影响的一次讲座“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该文起初是递交给在海牙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哲学大学的论文，1934，1936年以法文出版），以及《诗歌称名和语言的美学功能》（1938）和《视觉艺术的本质》（写于1944年，但1966年第一次出版）两篇论文。

[20] 该译文集收录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1929）和穆卡若夫斯基的《美学与文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1940）。

[21] [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22] 汪正龙：《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兼论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3] 单篇译文主要包括：佟景韩译：《什克洛夫斯基 〈散文论〉 捷译本序言》，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佟景韩译：《艺术的意向性和非意向性》，载[俄]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庄继禹译：《现代艺术中的辩证矛盾》和《对话与独白》，载《布拉格学派及其他》（《世界文论》第7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竺稼译：《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载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邓鹏译：《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载程正民、曹卫东主编《20世纪外国文论经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丁兆国译：《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载朱刚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杜常婧译：《美学与文学学科中的结构主义》，载高建平编《外国美学》第21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方珊：《穆卡洛夫斯基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载《外国美学》编委会编《外国美学》第12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方维规：《文学解释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接受美学原理及其来龙去脉》，《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汪正龙：《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兼论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王锺陵：《布拉格学派研究》，《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4] 参见陈国球《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过程——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理论》，载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朱立元、张德兴《莫卡洛夫斯基的艺术符号学理论》，载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参见周启超《理念上的“对接”与视界上的“超越”——什克洛夫斯基与穆卡若夫斯基文论之比较》，《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现代斯拉夫文论——文学理论跨文化的一个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当代外国文论：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以罗曼·雅各布森文论思想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26] 参见周启超《反思中整合，梳理中建构——国外文学理论现状的一份检阅报告》，《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