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基本思路及其研究意义
本书希望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推动该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与系统化，形成关于文学消费主义公共性身份与价值功能研究的某种动态视野与总体性的辩证构架，批判地分析其公共性身份含义与价值功能的不同语境规定，以期建构文学消费主义公共性身份与价值功能变迁的历史轨迹与精神轮廓，把握其演变的规律。
以此为目的，本书拟分为五章与结语部分，第一章为文学消费主义问题意识的历史生成，这一章主要从两方面展开论述，即文学消费主义的现代发展前史、文学消费主义的后“文化大革命”语境与其当代出场。现代发展前史部分主要从阶段性渊源上追溯文学消费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基本形态与特点，主要考察五四运动及其之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消费文学观念，及其对于当代文学消费主义思想史的影响；当代出场则从文学实践的现象层面具体描述文学消费主义的基本形态、审美特点、内容指涉与存在方式，本章所涉及的时间范围限于现代文学史部分的五四运动前后以及当代文学史部分约略从1976年至1985年左右的历史时段。第二章为文学消费主义的解构之维，其论述内容主要由“文化大革命”文学的政治祛魅、精英文学的神性祛魅两个方面共同建构。“文化大革命”文学的政治祛魅主要论述文学消费主义思潮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过度政治化偏向的解构，以及为此目的与精英文学所结成的价值同盟关系问题；精英文学的神性祛魅主要描述在解构“文化大革命”政治形态文学之后，商品文学观念、文学消费主义思潮与精英文学观念的价值裂变关系以及对后者的解构行为。第三章为文学消费主义的建构之维，该章展开为三节，即市民阶层的崛起、现代性生活范式的确立与文学实践机制的市场化建构。第一节市民阶层的崛起，主要论述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通过文学消费主义的价值塑造作用，市民阶层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阶层是如何形成的，其存在的方式与特点如何，它们的崛起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结构具有何种现实意义；第二节现代性生活范式的确立通过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命意、日常生活及其意义的价值重构、都市文明的审美表征等几个方面的论述，说明现代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商品化、市场化、消费化与世俗化特点；第三节文学实践机制的市场化建构则分析在文学消费主义成为文学审美实践的基本问题框架的情况下，文学场域与文学观念的价值重构，尤其是对其具体的实践机制的市场化特点进行了分析，具体从文学生产者的商品化身份认同、文学传播媒介的商业化重构与文学消费与评价的市场导向三个方面论述了实践机制市场化建构的内涵。第四章为文学消费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文学消费主义基于过度发展给文学审美与社会生活所招致的负面影响，第一节从经验现象层面描述当代文学审美实践的欲望化叙事特点；第二节从呈现方式与传播过程角度言说消费社会语境下文学的商品化形象与物质利益导向的功利主义认同情况；第三节则从观念层面分析商品文学实践与消费文化的形而下走向以及躲避崇高与消弭深度的人性之维与价值取向。第五章文学消费主义的文化批判，主要包括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与文学消费主义的形象异化批判。第一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剖析文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体系对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反作用问题，具体从商品拜物教的物化逻辑批判、文学消费主义的文化工业形态批判和文学消费主义的伦理道德批判等三个维度，分析了文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向度；第二节则从文学本身的审美功利主义倾向、人性的生物主义倾向与社会关系的非社会性倾向等三个方面，揭示了文学消费主义形象异化的具体内涵，分析了这种异化性状的形成原因，并对其进行批判。最后是结语部分：消费社会语境下文学诗意之维与道德之维的重构思考，通过对文学消费主义话语霸权的批判及其日趋庸俗化的原因剖析，思考文学审美活动重构诗意之维与道德之维的可能性及其具体思维理路。
本书拟实现两个方面的研究意义。从理论层面看，通过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消费主义的公共性身份与价值功能变迁研究，希望有助于人们澄清纠结在文学消费主义问题上的各种矛盾观点，深化对于文学消费主义乃至当下时代的认识，为建构健康合理的消费观与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保障。从现实层面看，试图做到有效地指导人们在消费社会语境下进行正确的文学创作与审美欣赏活动，帮助人们形成既满足感性愉悦需要又满足理性精神需要的审美趣味，根据时代语境的要求，批判和克服文学消费主义的庸俗化与物化，促进人性的和谐，重构文学的公共性。
[1] 关于“新时期”的划界标准，在国内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说法：政治思想史角度与文学思潮史角度。两种角度在“新时期”的肇始问题上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只是在新时期本身的阶段划分与下限问题上存在着不同。就政治思想史角度而言，主要以国家政治与经济等社会制度的转型为基本依据，其言说文本主要是党史政策与各种重要会议决议，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文件最早提及“新时期”，基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宣布“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5月1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了“新时期”的概念，“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在党史卷二中也明确了这一点，随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重申了这一提法。此外，《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等也秉承着这样的划分标准，在这个层面上，“新时期”主要指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直至当下的历史时期，其贯穿一致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以后进一步深化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从文学思潮史角度来看，情况稍显复杂一些。1978年5月，周扬在《人民戏剧》编辑部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就作了题为《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1］的报告，现在看来，这个报告可能是把“新时期”与文学艺术挂钩的最早尝试。与此同时，1978年6月25日出版的《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刊载的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以及1978年7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1978年第1期）刊载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和周扬的《在斗争中学习》等在论述文学艺术问题时，也都比较明确地使用了“新时期”的概念。197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文艺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路线的大会。邓小平在祝词里宣告“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周扬则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已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是以官方权威身份正式确认了“新时期”的提法。在新时期的起源问题上文艺界似乎并无异议，只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到来，文艺界关于新时期开始产生了分歧，像谢冕、冯骥才、张颐武、王宁等人认为，80年代后半期意味着“新时期”已经结束，社会全面进入了一个“后新时期”，而陈荒煤、丁柏铨、郭志刚、董健、王庆生等人及其所编撰的部分当代文学史教材则坚持，“文化大革命”结束直至当下才是普遍意义上的“新时期”，他们坚持“新时期”及其文学的未完成性。详细论述可参考丁帆、朱丽丽的《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主要采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新时期”及其文学概念。
[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3]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4] 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4页。
[5] 唐小林：《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6]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7]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8]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9]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10]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1] 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12] 张颐武：《“社群意识”与新的“公共性”的创生》，《上海文学》1997年第2期。
[13] 张颐武：《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新世纪文化与新世纪的文学》，《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14]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15] 孟繁华：《媒体霸权与文学消费主义》，《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16] 王先霈、於可训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17] 此次论争的详细情况参见陆梅林、盛同主编的《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18] 参见《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的相关讨论文章。
[19] 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页。
[20] 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