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主题的三种研究范式评述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其突出的历史标志便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以及文化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消费主义正是在“思想解放”的总体框架下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兴起的，它既是经济生活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文学反映，也是社会世俗化发展的观念先导与心理诉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消费主义及其公共性身份与价值功能便开始作为“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成为文学理论界与美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

基于文学消费主义公共性身份形成的历史复杂性与其问题域的驳杂性，学界对于该主题的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视角多元、观点殊异的复调意义格局。根据其主要思维进路与基本价值取向，已有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形成了这样几种学术观点：一是“现代化”论。这种观点主要着眼于文学消费主义之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市民社会形成的正面意义而立论，积极倡导文学消费主义对于形构市场经济关系与市民生活趣味所具有的公共性意义，这种观点策略性地选择了文学消费主义的公共建构意义作为自己的言说重点。按照这派观点的基本理路，实行改革开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任务，这种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转向决定了当时文学价值理念也必须相应地进行调整，即从以往仅仅注重纯粹形而上的精神建构转向关注世俗审美趣味的总体性形塑，以便假道文学审美观念的商品化与世俗化转型为现实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意义表征与价值论证。如果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为文学消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那么文学消费主义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即将进入消费社会的文化镜像与审美想象，有学者分析：“‘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业已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语言/生存之中，变为了当下本身的展现。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叶，这种文化空间的变化尚未引发人们的关注，一些人尚可以延续旧的话语的表述策略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中叶的历史情境已完全证实了‘后新时期’文化的新的格局的生成。这一格局的生成无疑昭示了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所带来的大转型的巨大的活力与可能。”[12]换言之，文学消费主义及其所裹挟的社会价值观不但解构了以往的社会理想，而且从现实性与可能性两方面为当下中国确立了轮廓清晰的建构目标与身份形象，“这一发展的核心恰恰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内’‘外’的界限和中国固有的失败和屈辱的历史角色，中国开始从自己的近现代历史的规定性中解放，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一定位可能还并不完全清晰，对于它的评价也还有不同的视角。但变化带来的新的中国的全球性的形象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中国内部的市场化也为这一变化准备了历史条件。中国的巨大的劳动力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他们开始在一个新兴市场中追逐梦想，寻找新的可能的机会改变由于过去的匮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13]。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文学消费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不但表现在精神层面，而且还直接在一种与经济关系相融合，甚至直接对象化为商品经济元素的意义上建构着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等具有文学消费主义意味的大众文化形式与物质装置就是其现实形态，金元浦的一系列研究如《论文学与经济》《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发展》等都选择了从正面阐发了文学消费主义之于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积极意义，王蒙、刘心武、李泽厚等人也基本上对文学消费主义持论一种肯定的态度。在某种被严格规定的意义上来说，这派观点确实注意到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语境中，文学消费主义观念与中国现代化特别是与经济现代化的紧密关系，以及它对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转型所具有的积极建构功能，它以审美表意的形式反映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也以文学想象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关于物质富裕、感性解放与摆脱思想桎梏的全面小康之梦。

自晚清伊始，强国富民就作为一种民族情结萦绕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历经五四运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与两次国内战争，中国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物质财富匮乏与经济发展迟滞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使得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被延宕，仅仅作为一个梦想而刺痛着国人的心灵。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随之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才宣示了一种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轨，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发展物质财富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与物质生产状况的审美表征，文学消费主义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很显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无疑是整个社会最优先的发展承诺，准确地说，物质财富生产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建构构成了当时问题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持论“现代化”论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洞悉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主要问题意识而提倡文学消费主义，以期通过鼓吹文学发展的消费化或消费主义向度，来为客体层面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商品经济关系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与文化氛围。就此而论，这派观点对于文学消费主义的分析显然是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价值诉求的。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设若仅仅注重文学消费主义思潮中所彰显的工具理性维度，而缺乏必要的价值理性反思与批判，则可能使得文学消费主义基于特定语境中所具有的某种限度的合法性被任意夸大，以致僭越其特定的功能有效度而走向庸俗化与唯物质主义向度，而这显然又会影响到文学消费主义的历史合法性，9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消费主义正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自我批判之维，而陷入了某种失序的状态。

与第一种观点恰成对照的是第二种研究立场，即关于文学消费主义及其公共性身份与价值功能的“审美与道德批判”论。这种观点主要着眼于文学消费主义的危机症候、庸俗化趋势以及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与伦理道德的负面影响而立论，他们用以批判文学消费主义公共性身份蜕变的思想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与部分激进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权力话语理论，以及本土的“人文精神”传统，这种观点针对文学消费主义的公共性危机，表达了精英知识分子形而上的道义立场与救赎情结。基于社会语境的变化，这派观点所属意的对象已然不再是或主要不再是文学消费主义的70年代末或80年代的边缘性历史形态，直接构成其现实剖析对象的，是已经或正在取得社会宰制地位的文学消费主义的霸权话语形态。在这样的论域中，文学消费主义因为某种不加限制的肆意撒播而蹈上了过度欲望化、娱乐化与享乐化的商品拜物教畏途，道德意识失范、审美诗意式微与精神底蕴缺失成为文学消费主义这个阶段的主要价值症候。对此，那些对人文精神具有深刻历史记忆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难以接受，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关于价值“废墟”的批判、关于道德重建的吁求以及文学生态主义思潮的兴起都从不同层面对文学消费主义及其价值影响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张承志、张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表达了他们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与审美浪漫主义者对于文学消费主义的决绝立场，《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就书写了张承志对于文学世俗化与商品化的极端嫌恶与抨击。在理论批评层面，曹文轩在《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与《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等著作中，对文学消费主义盛行所造成的诗意缺失、激情淡出、物欲畅行等文学商业化与世俗化现象进行了解析与批判，南帆关于“文学时尚化”的批判、王晓明等人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孟繁华关于消费主义语境中文学的粗俗化与时尚娱乐化的批判反思、王岳川关于文学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分析、刘士林关于消费文化的异化问题的批判、姚文放关于大众审美文化的解构、鲁枢元对于文学消费主义的生态批评等，都从不同层面展开了文学消费主义的解构之维。从总体上看，这派观点对于文学消费主义的市场化、商品化、物欲化倾向保持着深刻的隐忧与严正的批判立场，有论者指出：“‘商业激情’事实上也侵入文学之中。文学与商业化的结合，便是它的媚俗倾向。艺术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独创性，纯粹精神性的写作已经很少。写作者企图通过艺术来过一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14]孟繁华在《媒体霸权与文学消费主义》一文中，甚至分析了文学消费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精神的毁灭性影响：“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时尚，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一定要追逐它吗？在时尚的掩盖之下，每个人内心的痛苦、焦虑、不安、孤独都被时尚话语遮蔽了，物质生活越发展，每个人的心理疾患就越严重。那种躁动感、焦虑感，如果不关注人的心理疾患，不关注人的心灵，那么文学还有必要存在吗？”[15]

客观地说，当文学消费主义基于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解构功能被无限放大之后，它本身势必或迟或早地遭遇合法化的危机与庸俗化的危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学消费主义更多地不是以积极形象，而是以消极形象被学界所研究的。这派观点的论述主要是从道德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角度立论，批判文学消费主义思潮所施与社会生活与道德人性的异化影响，以此来重建社会生活的诗意之维与人性价值的形而上之维。毋庸置疑，对于已经沦为庸俗状态与异化形态的文学消费主义进行文化批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关于文学消费主义的公共性身份与价值功能变迁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派观点中的很多论述对于文学消费主义问题的批判本身又是成问题的与主观化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人不是基于客观性与历史性的立场来解析文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动态过程与复杂事件的存在，而是仅仅基于纯粹的主观情绪与道义情怀来指责文学消费主义，这就造成他们在展现部分真理的同时，可能遮蔽另外部分的真理甚至是事情的真相本身。对于任何事物而言，即便是有缺陷的事物也一样，如果不愿或不能切入事情本身去洞悉个中的是非曲直与前因后果，仅凭美好的情怀显然是不足以真正解决问题的，这种做法很可能招致自身的抽象化与形而上学化。事实证明，对文学消费主义持论“审美与道德批判”立场的人们确实未能规避这样的风险与困境。

关于文学消费主义的研究还有第三种范式，这就是“历史语境批判”论。这种观点根据文学消费主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中发展的事实，区别性地考察了不同历史语境中文学消费主义的公共性身份变化及其功能形态，历史地分析这种公共性身份变化的具体语境原因、文化内涵、技术机制与价值影响，这种观点在综合考察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也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揭示了文学消费主义公共性身份与价值功能的复杂性与语境规定性。应该说，中国学界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对文学消费主义采取一种历史性的态度，即便是以上两种较为对立观点的持论者也不否认这样的看法，他们之所以坚执于某种看似极端的观点，其实很多时候是出于某种理论论辩的需要。王先霈等人在其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中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主要是以通俗文学思潮的说法来概论整个文学领域的市场化与消费化现象，在确认文学消费化与商品化现象历史存在的前提下，该书从学理角度描述了文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通俗文学思潮的产生原因与基本特征，“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把通俗文学的兴起归结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陈山把这种现象称为‘城市文化现象’，他认为通俗文学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而城市化亦即社会生活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16]。此后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要不要商品化与市场化的论争，王锐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与商品生产》、陈文晓的《社会主义商品化——文学繁荣的历史趋势》、边平恕的《艺术生产和商品生产》等[17]都认为文学商品化与消费化思潮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正常的文学现象。随着争论，人们给予了文学消费主义日益增多的理论关注，认识也愈益辩证客观，尹世杰的《消费文化学》提出了对消费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性；2006年文学理论界发起了一次关于“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的专题讨论，在讨论中，王宁指认了包括文学消费主义思潮在内的消费文化的后现代性特征，阐明了文学消费主义与精英文化的关系；王一川分析了中国语境下文学消费主义现象的复杂性与悖谬现象；包亚明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了文学消费主义与日常生活文化逻辑的关联问题；陆扬提出了文学消费主义研究的民族性与本土化问题。[18]祁述裕的《市场经济下中国文学艺术》应该是较早以系统形式对文学的市场化、商品化与文学消费主义思潮进行研究的一部专著，该书认为：“市场经济通过将商品观念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进文学中，通过提供新的艺术生产手段（主要是现代大众传媒）、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文化市场，改变着文学家和文学消费者对待文学的态度，也改变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19]该书从历史的角度探析了文学市场化、商品化与文学消费主义思潮的发展线索，以追踪式的方法描述了文学市场化与商品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审美经验表征、审美趣味流变与阶段性的公共性身份功能。此后，陶东风的相关研究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消费主义思潮研究的重要部分，《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与文化热点》等专著以及关于“大众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系列论述，以较为清晰的思路建构了文学消费主义研究的学术范式与理论轮廓，陶东风在综合分析文学消费主义已有研究状貌的基础上，归纳了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基本思维进路与学术范式，即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以及新“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文学消费主义研究的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范式，强化研究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形态、内容特点与机制功能。他坦言：“如果说我在1995年前后写的文章主要侧重从社会文化转型角度肯定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历史作用；那么，到了2000年以后，我对于消费主义、消费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越来越多地带有深深的忧虑与批评。”[20]这种研究视点与价值判断的转型实际上正好反映了文学消费主义作为某种形构社会的文化力量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演变轨迹。

应该说，“历史语境批判”范式与以上两种范式并不矛盾，在其现实性上，它扬弃了以上两种范式的片面性，在尊重文学消费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动态性与阶段性的前提下，建构起了文学消费主义的当代历史。但从目前来看，这种范式并未形成专题式的纵深论述与展开论述，其形态仅仅以局部或单篇的论述为主，换言之，这种范式还留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拓展其丰富性、整体性与专题性是其后续研究的任务。本书主要在借鉴这种范式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并期待达成这样的学术诉求，即不但宏观地描述文学消费主义的宏观构架与历史轨迹，而且深刻探析个中的微观机制与细腻纹理，还原新时期以来文学消费主义起承转合的精神脉络与意义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