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尊经好古：“若经学则断推两汉”

经典，是任何文化传统和思想派别都不可或缺的文本载体。对于儒家来说，“经”提供了一套稳定可靠的儒家基本信念和指导性精神原则，地位历来十分尊崇。当然，有经典就有对其进行注疏、解释和发挥等研究的“经学”。经学的历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7]到了明末清初之际，经学已然开始弃虚妄返朴实，形成了一股回归经典的潮流。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的断言，明末复社“兴复古学”的口号，可谓吹响了有清一代经学复兴和通经致用的号角。然而，清初以降学者重新强调经学的重要性以返本开新、寻求普遍共识的尊经行为，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个是对经典的不同解释必然会引起经学内部不同历史形态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尊经会引起与经学并驾齐驱的史学、子学和文学研究者的反抗。

第一个反应的结果很明显，那就是汉宋之争。这关系到经典解释的方式与思想内涵。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然认为，“宋儒可与谈心性，未可与穷经。”[8]惠士奇认为经学宋不如汉的论断，惠栋尝三复斯言，以为不朽。正所谓“张空拳而说经，此犹燕相之说书也，善则善矣，而非书意也，故圣人信而好古”，宋儒的性理之学固然有过人之处，可是这并不能避免惠氏父子用“郢书燕说”来比喻宋儒说经徒逞意见、纰漏百出的缺陷。由于惠栋认定“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因此汉、宋经学之间，惠栋的最终结论毫无疑问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9]经学方面宋不如汉且不如唐的这一基本判断，成为惠栋矢志恢复汉代经学原貌的基本历史依据。之所以断推两汉之经学，惠栋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近古逼真，“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10]反之，“事不师古，即为杜撰。”[11]二是专门家法渊源有自，“孔子殁后，至东汉末，其间八百年经学授受，咸有家法，故两汉诸儒咸识古音。”（《韵补序》）[12]有如皮锡瑞所言：“传家法则有本原，守专门则无淆杂。”[13]反之，“自我作古，不可以训。”[14]三是重文字故训，“古文古义，非经师不能辨也。”[15]总之，汉儒好古、重家法、尊经，汉代经学近古、专门和用故训的特点被惠栋所继承发明，遂成为惠栋本人治学风格之渊薮。在他看来，“汉学”更符合经典文本之原貌，更为接近文本之原意，因此通过研治汉学来重新厘定经典之真实文本就成为惠栋经学考据的直接动机。然而恢复真实文本只是寻求真实义理的前提基础，其深层次的动机并不在于经典文本本身，而仍在于通经致用。对于这一点，戴震在其《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曾指出，“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之典章制度，由是推求义理，确有依据。”[16]由经文故训而典章制度而义理之学，最后是践履于修身治世，寻求建立一个太平世界。惠栋本人也曾经援引阎潜邱的话来表明了自己的学术追求：“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挍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17]由此可见，惠栋的学术抱负不可谓不远大。当然，经术与治道之间的距离，治经与治世之间的差别，惠栋作为一介布衣肯定是了然于胸的，至于能不能实现二者的贯通就要另当别论了。

明清之际回归经典之运动的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引发了乾嘉学术中的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之间的论争聚讼。这个问题虽然由来已久，可如何看待考据学术在诸种传统学术门类中的地位与作用，显然是乾嘉学术论争的焦点问题。一代学术宗主钱大昕曾在《廿二史箚记校证序》中为乙部之史学抱不平，对“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传统成见表示极大不满。[18]戴震则力戒后学方希原“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19]，明显表现出对辞章之学的排斥态度。然而追根溯源的话，乾嘉时期这一争论的始作俑者应即是钱、戴之前辈师长的惠栋。大约在1754年，文坛才子袁枚游历扬州时曾投书请益惠栋，惠栋回信直言：“士之制行，非经不可，疑经者非圣无法”，劝戒袁枚文章之学应以经术为本原，否则不免舍本逐末。袁枚对此不能苟同，回信反驳道：“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强颜、闵以文学，而足下乃强仆以说经。”[20]很显然，袁枚为文学争一席地的愿望之强烈，丝毫不亚于惠栋尊经态度之坚决。如果说在惠栋生前，经典考据学术的力量尚且势单力薄的话，那么在惠栋等人的直接影响之下的考据学者们声气相接，最终蔚为大观，使经史考据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乾嘉学界的主流。这其中除了皖派汉学主将戴震、东南儒宗钱大昕之外，尚包括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等众多才俊。在距离惠栋去世整整60年之后，惠氏再传弟子江藩于1818年在广州刊行了《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乾嘉汉学学者继编修《四库全书》之后再一次悉数登场，作了一次最有力的集体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