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君主训话

当神性逐渐被人性所取代的时候，人的权利意识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宗教改革其实就是政权和神权斗争，最终斧钺战胜了权杖。《尚书》以记言为主，主要就是记载这些上古时代的君主言语和对话，而其中训诫类又是多数。桂馥《札朴》“宅心知训”条说：“《康诰》: ‘汝丕远惟商劬成人，宅心知训。’此言老成人多识前言，居心求之，自明训教。又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氏。’此又言远求之古人，故郑注谓‘古先哲王，虞夏也。’传解 ‘知训’谓 ‘知训民’。”[8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说：“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武王之诰康叔，既 ‘只遹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 ‘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 ‘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 ‘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尚书·五子之歌》有“皇祖有训”,“训有之”,《尚书正义》曰：“其一曰 ‘皇祖有训’，其二曰 ‘训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四说给后代修纂了法典。《尚书》佚篇有《尹训》记载伊尹对商王帝甲的训诫之辞。《尚书·毕命》说“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意思说资财富足而能接受教训，可以长久，行德行义，这是天下的大训，若不用古训教导，他们何时会顺从呢？

《尚书·洪范》记载“是彝是训，于帝其训……犹胥训诰……”李学勤《走近清华简》说《保训》:“这篇文章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过去没人知道。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说明 ‘中’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88]《尚书》有典、谋、训、诰、誓、命的体式。《尚书》中人物言论，主要是引用古人言语，或是比喻、联系事理等方式论说。《左传》《国语》引用的更为丰富，但语仍是其最重要的。《尚书·仲虺之诰》骈散结合多处引用、对偶比喻错综，孔《传》说：“汤归自夏，至于大垧，仲虺作诰”，此篇是仲虺勉励成汤的诰词。《尚书·商书·汤诰》说：“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至于东郊作《汤诰》告诸侯，说明为什么要伐桀，告诫诸侯要有功于民，否则会失国。《尚书·盘庚》孔传：“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微子》孔传：“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殷商废弃了天命，微子作诰与父师、少师商议。微子多次劝谏周王，周王不听，于是与太师、少师商量，在他们对话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并劝其逃亡。先秦官方的典册文献主要是记录君王的训诫。这是在春秋之前就有很多应用的文体。在夏商西周官方都有不少文书、刑书、辞体、载书、训语，尤其是西周。而议对也对其也不少借鉴，《国语》就有这类文献。古有政语遗训，《尚书》记载夏禹有训，周朝开国的文武二王也有。《逸周书·尝麦解》说“今予小子闻古遗训而不述，朕文考之言不易”。周成王说武王能够遵循文王的“朕文考之言”遗训。[89]《逸周书·官人解》记载“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曰无质者也”。[90]《国语·晋语》多为之故，韦昭曰“多作计谋”,《文选》注引贾逵云，“故，谋也。”“华废而诬，巧言令色，皆以无为有者也。”[91]记言的传统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有记典制，同时也记言。谟只记言，《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和禹在虞舜朝廷上的问答记录。《尚书·禹贡》属于典制记录。誓文辞一般比较短，但很有气势，主要是王一人的话语记录，《尚书·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在甘作战前的誓词。《尚书·汤誓》是商汤伐桀作战前的誓词。《尚书·盘庚》是劝解百姓迁徙的动员讲话，话语中穿插叙事，话语风格和那些誓言截然不同。到周代这样训导文辞也变多。《西伯戡黎》记录文王征服黎国，殷商贵族祖尹开始惶恐，跑去对周王发出警告的一段话。最可信的是“盘庚”，后两篇都是为了突出商王昏庸，其非商之正典也。《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前的誓词，为史官之作。《尚书·金滕》属于故事类，一般在时代上有持续性，不可能是史官记录，以讽谏和供传诵娱乐，文笔不如正典严肃，也可能是后人所作，也是多有对话。那时候小说、故事、历史都差不多，历史也有所损益，也是后代之故事和谈资。《尚书·大诰》记载管蔡之乱周公发表了动员周人出兵征伐的劝勉告导之辞，还记录了结果，《尚书·康诰》是册命康叔的诰命，篇中反复告诫康叔要明德慎罚爱护殷民，体现了从说理到德行的升华。《尚书·酒诰》为周公告诫康叔不能重蹈殷商酗酒亡国覆辙。《尚书·梓材》为周公教导康叔治殷商故地的一篇训话，其中指出了对殷民的宽大政策。王国维认为《尚书·召诰》是召公的话被史官记录，语体中逐渐多了一些记事的话语。《尚书·多士》记载周公代成王向殷商旧臣发布的诰辞，记录了周公借天命强迫殷商殷民迁居洛邑的原因，和周王室对他们的政策，周公希望他们安居乐业。《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成王不能贪图安逸，要以殷商为戒，不能贪图逸乐、酗酒丧德，效法文王勤政。《尚书》记载君王对继承者的训诫，也有一些顾命大臣对即位君主的训诫。《尚书·盘庚》说“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到了后代记载的主体越来越倾向下层，从君主到卿大夫、士大夫，甚至是普通的士人，从国之训到家之训，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和复杂。有些训诫为了能长久保存就会被刻在器物上，称为铭文。铭文作戒古已有之，如武王践阼的记载。罗振玉说：“古器，铭示箴戒，古人铭器，多示箴戒。”[92]《周礼·秋官·司约》记载：“凡大约剂，书于总彝。”“铜器铭文从形式上讲有五大类，一是祭祀类，二是媵嫁类，三是册赏类，四是战功类，五是诉讼类。”扬雄《法言·修身》或问铭曰：“铭哉，铭哉！有意于慎也。”[93]《文心雕龙·铭箴》说：“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其内容都和国家管理相关。

《国语》歌颂上层统治阶级，记载他们的嘉言善语，但其关注视角逐渐由贵族转移到贤者，由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金天氏有昧和儿子治水，共工氏治水氏族，其后裔四岳协助大禹治水，还有稼穑英雄后稷。在他们的眼中祖先就是创造了丰功伟业的英雄人物。《国语》话语多训诫劝勉。开国的君主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长久统治，他们往往知道体恤百姓，懂得创业之艰辛而励精图治，而后代穷奢极欲、肆意妄为。他们为了不让后代的国子和统治者安逸荒淫，制定了一套制度。训诫是这些贵族对祖先的责任，也是对后代统治者的保护，对自身国家统治的维护。《国语·周语》单子知陈必亡引《先王之令》，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说先王之教。 《逸周书》也有不少，如前三篇《度训》 《命训》《常训》，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类似内容商周金文也有不少。这种训诫的话语由王身边重要的辅佐大臣创作，王在仪式上使用，之后由瞽史、太傅教育国子。《国语·楚语》记载教育国子的就有语书，其内容以明德为主要目的。《逸周书·度训解》说“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明王是以极等以断好恶”。[94]《逸周书·命训解》说：“立明王以顺之”。[95]《逸周书·常训解》说：“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可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恶，好恶生变，变习生常，常则生丑，丑命生德。明王于是立政以正之，民生而有习有常，以习为常，以常为慎。民若生于中，习常为常。夫习民乃常，为自血气始。明王自血气耳目之习，以明之丑。”[96]人民生来有好生恶死、喜怒哀乐的人性部分，需要教化和儆戒。其体例往往是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尚书》中的《周书》和金文也是，《逸周书·商誓》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整个《国语》就是说教的体式，后来的出土语书也是，例如《为吏之道》是秦国对下层官吏的教育之书。

《国语》中很多的话语采用训诫口吻。 《史通·六家》记载：“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97]列传则《国语》之记言，而其例实出源于《尚书》者也。马王堆《十三经·论》说“人主者，天地之稽也，号令之所出也，之命也”。[98]《国语·周语上》曰“师箴”，韦昭注：“箴刺王阙，以正得失也。”洪迈《容斋随笔·忠言嘉谟》记载：“扬子《法言》: ‘或问忠言嘉谟，曰言合稷、契谓之忠，谟合皋陶谓之嘉。’如子云之说，则言之与谟，忠之与嘉，分而为二，传注者皆未尝为之辞，然则稷、契不能嘉谟、皋陶不能忠言乎？三圣贤遗语可传于后世者，唯《虞书》存，五篇之中，皋陶矢谟多矣，稷与契初无一话一言可考，不知子云何以立此谕乎？不若魏郑公但云 ‘良臣稷、契、皋陶’，乃为通论。”[99]

古代有很多嘉言善语、谋议训箴后代作为训诫，清华简有《伊尹》等几篇训诫之文，《尚书·太甲上》记载伊尹放逐太甲前对他的训诫，古代君主的素养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受训，二养德，所以文尾说王未克变，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尚书·太甲下》也是伊尹对太甲的训诫，伊尹在退休前曾陈诫于德作《尚书·咸有一德》。有一类是战场临战演说，如《尚书·甘誓》夏王启征伐有扈氏，在甘地大战前的讲话。《尚书·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辞。在这些统治者的言谈中，训常常要放在首要的征引位置。还有一些故事类，《尚书·汤征》记载成汤征伐葛伯事，《尚书·汤征》《尚书·汝鸠》《尚书·汝方》分别记载了两个商汤贤臣的故事，商汤缴获夏代的宝物，商汤变革夏社的事，沃丁、太甲之子之事，巫咸的治政方法，题材的选择是为了实现教化目的。《说文解字》说：“训，顺也。”《尚书·高宗肜日》记载高宗武丁祭祀的时候，祖乙训诸王所作。所以说，对以上陈述的最高法则，要宣扬训导，就是顺从上天的旨意、凡是把天子宣布的法则当作最高法则的臣民，只要遵照执行，就会接近天子的光辉。就是说，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王。吕思勉认为：“记言之史，则体极灰廓。蓄其初意，主于记嘉言之可为法者；然既记嘉言，自可推广之而及于懿行，既记嘉言懿行之可为法者，自亦可记莠言乱行之足为戒者也。”[100]上博简《吴命》为《吴语》之类。王青认为“命”应该从属于“列国之语”。“吴命”应该属于原始的“吴语”，是《国语·吴语》的史料来源之一。[101]王晖认为《吴命》所记内容系楚国伐陈而吴军救陈的两君使臣对话与吴君使臣向周天子的告功之辞，其事迹亦见于《左传》哀公十年。上博简《吴命》篇整理者认为“有可能为《国语·吴语》佚篇”,[102]现在的《吴语》《越语》也多命。古代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在作战之前会有一个仪式，统治者要对所有的人训诫，内容包括部族的发展，先王的故事和话语，《国语·楚语上》中的九艺都是出于此。君主训诫有典、某、训、诰、誓、命、儆、戒、毖、称、匡诸种，无论是《尚书》还是《逸周书》，或是《诗经》等文献，都有其训诫的意义和价值。清华简五《封许之命》记载周成王封吕丁于许的命书。还有一种形式是讲述前代的部族起源、君主和贤臣的故事。《尚书》和《逸周书》是直接训诫，而《国语》设定一个场景，用事件中的语言训诫，这样更为巧妙。训诫大体上分为以言语来训诫和以故事来训诫，故事包括部族的历史、传说、寓言等，那些君王贤臣留下的语内容多讨论政治。《耆夜》记载先祖的功业。《皇门》为周公训诫群臣望族以史为鉴，献言荐贤，助王治国，同时抨击了那些阳奉阴违背公向私的行为。祭公临终前对前来看望的穆王和三公留下遗训，希望穆王总结夏商两代灭亡和武王、文王成功的经验，守护王朝基业，嘱咐三公要好好辅助穆王。《傅说之命》记述内容为商王武丁获得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等内容。洪迈《容斋三笔》大禹之书条曰：“《夏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漠训，舍《虞》、《夏》二书外，他无所载。《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有《大禹》三十六篇，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古禹字也，意必依仿而作之者，然亦周、汉间人所为，今寂而无传，亦可惜也。”[103]金文中有记事和记言的题材，子犯钟属于后者，记载事件、功绩、赐给的理由和勉励话语，还有一类是记事也记载言语。

《国语》有“导训”“明训”“训典”“周训”的说法。《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史记·鲁周公世家》作“道顺”。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顺，一作 ‘训’。”张守节《正义》说：“道音导，顺音训。”明训，赵宣子，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明训也。这是有人训诫的话语。训，顺之，哀公二十六年：“《诗》曰：‘无兢惟人，四方其顺之。’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阮元《校勘记》:“闵本、监本、毛本 ‘顺’误作 ‘训’。顾炎武云：‘石经训误作顺，非也’。钱大昕云：‘《左传》古本作顺。'”洪亮吉曰：“《正义》曰：‘《诗经·周颂·烈文》之篇。若得其人，则四方诸侯皆顺从之矣’，按：此则当作 ‘顺’甚明。顾氏《石经》作 ‘训’，反云‘顺’非，失于详审。”按：“训” “顺”义通。[104]《国语·晋语》记载“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明训也”。韦注：“言尊卑各得其所，所以明训也。”谨按：明训，文献中常见，乃固有志训诫，如格言警句之类，系名词，不当作东曹短语“明教训”解，如《国语·晋语四》寺人云：“事君不二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前三句所引述的正是这样训诫之言。赵宣子于此引用人们普遍认可的尊卑观念来劝告灵公出师伐宋。韦注失解“为”字，遂致此误。为明训，犹言为公认的教诫之言。[105]在此赵宣子把明训作为说明他人的一个依据，可知此谓大家都知道的共识。《国语》中不少训话说教，如栾共子曰：“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明训是光明神圣的训诫之言语。“君君臣臣，是谓明训。”“明训能终，民之主也。”“君实不能明训，而弃民主。”

《国语·晋语八》记载訾跖对曰：“昔隰叔子违周于晋国……辑训典。”宣子问于訾祏，訾祏对曰：“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太傅辑训典，也就是整理编纂训语之说，《国语》中还有一些训语。韦注说“缉，和也”，俞志慧注：“是古来相传的训导类文献（如《左传·文公六年》‘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杜注：“训典，先王之书。”孔颖达《正义》:“训典，先王之书，教训之典，取其言以语之，故言 ‘告之’。”到此时有所散失，或需要订补，故需或续或集，《国语·周语》上第一条即有“修其训典”之说，可为内证，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引此文正作“集训典”，亦其证也。[106]《郑语》曰：“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且可长用也。”韦昭注：“更，更与君道导之，则易取也。 《集解》各本 ‘训’上有 ‘周’字。”汪远孙曰：“韦注不为 ‘周’字作解，‘周’字疑涉上文 ‘周德’而衍。”元诰按：“汪说是，今据删。”俞志慧认为有周。[107]春秋时期有记载训教的书。《国语·郑语》说：“《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韦昭注：“训语，周书。”训，顺也。[108]北大竹书《周训》内容主要是周君主昭文公对共太子的训诲。说训诲每月一次，所以《周训》结构也以月份为纲，每月一章。各章照例以“·维岁某月更旦之日，恭太子朝周，昭文公自身二之，用兹念也”开头，以“已学，太子用兹念斯”结尾。古代的王侯贤臣的故事，讲述王侯对继承人的训诫，如尧对舜、大禹对启、商汤对太甲、武王对成王，还有秦穆公和越王勾践对子嗣的训诫。《汉书·艺文志》记载《周训》十四篇，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 《左传》成公二年，杜预注曰：“制，告也。”林尧叟：“言君之教训也，……郄克制命之功。”按：训、制、诏、命也。曰训、曰制、曰诏，传变其文耳。《礼记·曲礼下》记载“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郑玄《注》曰：“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命为制，令为诏。”《集解》:“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襄公九年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鲁语下》先王之训也，训与制同义，《国语·晋语五》对曰：“克以君命命三军之士，三军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国语》中有不少儆戒话语。士曰：“诫莫如豫，豫而后给。夫子诫之，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此话也是这个意思，前四句像是固定语。戒，劝解别人不要做某事。史苏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乱本生矣！……”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对于史官的预言比较重视。《国语·晋语五》赵文子见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当时有一种训诫的风尚和算帐发表观点的风气。《国语》也记载了箴铭文献。《国语·晋语八》记载：“若爱栾盈，则明逐群贼，而知国伦，数而遣之，厚箴戒图以待之。”[109]《国语·晋语一》韦注云：“刻器曰铭。”[110]《国语·鲁语》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国语·晋语》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只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只罹咎也。'《礼记·中庸》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戒、慎同义。《诗经·定之方中》毛传云：“作器能铭。”孔疏云：“所以因其器名而书以为戒也。”《文心雕龙·铭箴》云：“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着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此皆戒慎之义。[111]《国语》作者对《尚书》比较熟悉，在行文运势上受到其影响，且多有意无意的用《尚书》之文与言辞。《国语·楚语》和清华简、《尚书》,《国语·越语下》和马王堆帛书有很多类似、重合之处，《清华简》对《国语》有接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