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也是一部重要的语体类文学经典。春秋时期《国语》类文献很多，对诸子文学及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语是上层贵族的必备素养，在上层社会很有影响，汉代贵族也喜欢读《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春秋事语》就是墓主人经常阅读的书，三国孙权向吕蒙推荐阅读的书就有《国语》，钟会小时候就背诵《国语》。

《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时期语是一种“艺”。刘知几说《国语》“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1]乃是“五经之流，三传之亚”，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等书成“二十一经”，他认为这些典籍，皆是《周礼》保氏书数之遗意。[2]王念孙父子、汪中、俞樾、王先谦等也把它当作经典。章学诚认为十三经应该增《大戴礼记》《国语》，把十五经分为五个部分，[3]廖平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格为“经”，把《礼记》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黄侃给青年所列书目，经学十五书，包括《十三经》加《大戴礼记》、《国语》。[4]徐树铮把《国语》《国策》并入十三经合成十五经。《国语》于《汉书·艺文志》中属经部“春秋类”，汉人也称其为春秋《国语》，认为是“春秋外传”，这在经学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客观上提高了其地位，也无疑是对其价值的一种肯定。这是从经学角度来谈的，而《国语》的文学价值，柳宗元、黄省曾、王世贞[5]等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语”的研究是当前一个学术热点，地下出土了不少“语”的文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之前已经存在的“语”的文献，发现之前忽略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古书的发展。在先秦时期就有语的称法，战国时期官学下移语书流散，散见于各类篇籍，有的仿其形制而创作，但没有固定的称呼，或以流传方式称“传”或“记”,[6]或以类别而称“语”。傅斯年认为狭义先秦文学最重要是《诗经》《国语》《楚辞》三部书，而春秋时期只有《国语》一部。最近几年《国语》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但相对来说研究还很薄弱。《国语》里面记载的内容，对于今人很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学习。从语体的角度来研究古书能更好地了解古书内容和成书，也对文体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这些古书从文体流变的角度来看也很有启发性。以前我们一说到文体，就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形式，而且认为戏曲和小说产生得还很晚，现在看来有一些问题。在先秦时期文学作品主要是话语形态，后来才记录于文本流传下来，在文本上呈现出鲜明的话语特点，但还有一定的规则和模式。这些“语”在当时重言思想的影响下，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说，可以从语的发展流变的角度来看待先秦的文学现象。关于《国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学者进一步解决。《国语》虽然是一本重要的古书，汉代以后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是《左传》割裂的“残剩”，对于该书的性质长期认识不清，作者问题与《左传》的关系问题、成书问题等已经成为学者长期争论的学术公案，总之，对于它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尤其对其文学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