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的字义与以“经”称书

关于古代书籍的名称，最早有“册”和“典”的概念。《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古代书籍最早的形制是竹简，即把文字写在竹简上，一支简叫“简”，许多简编在一起叫“册”。“册”是一个象形字。

“典”字上面那部分，其实是“册”，现在写得不像册了。下面的“”表示桌几。放在桌几的册，就是典，以示很重要，并且得到了先人的尊重。换言之，典是重要的书。《尚书·多士》是周公讲给殷商遗民的话，说你们殷商先民已经有册、有典了。这是古代中国文献中最早关于“册”和“典”的记载，说明殷商时代就有书籍典册了。

关于“经”字，甲骨文中没有发现，但是青铜器铭文中有“巠”字。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释，“巠”就是“经”的初字。“巠”是织布机的象形字，上面一横是织布机的上梁，中间的三个弯折代表织布机上挂的经线，底下的“工”形是织布机的底座。“巠”就是从织布机的形象来的，重点表示的是织布机的经线。

织布机的经线是常挂着的，纬线则随着梭子穿插于经线之间。正因为经线常挂着，所以这个“经”字引申出了“常”的意思。后来“经常”两字常连用。

将“经”和典籍联系起来，是后来的事。战国时期的学者用“经”来称重要典籍，它所表达的是常法、常礼、常道的意思。汉代以后，“经典”两字就连用了，比如孙宝说：“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书》卷七十七）这是“经典”二字最早连用的材料。东汉时，王符《潜夫论》也提到：“先圣之智，心达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经典以遗后人。”在古代，“经”和“经典”是同义词，并没有不同的含义。

战国时候，诸子百家争先恐后将自家学派最重要的书、先师的书称为“经典”。因而王国维说：“经者，常也，谓可为后世常法者也。故诸子百家同其先师之书，亦谓之经。”他概括得非常准确。

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早称自家著作为“经”的，可能是法家。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是早期法家，不过《管子》一书应该是战国时期的管仲学派整理结集的，其中有些重要篇章可能同管仲有关。此书《务民》篇中有“士经章”，用了“经”字。司马迁认为《务民》等篇章是管子所作。这样看来，春秋时期就有了关于“经”的文献。《晋书·刑法志》记载：战国初期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撰有《法经》。《法经》虽然简单，却是最早用“经”来称书的。后来墨家也称其先师之书为《墨经》，《庄子·天下篇》说：墨子弟子“俱诵《墨经》”。

先秦儒家中，孔子、孟子对《诗》《书》虽然非常重视，但并没有加“经”字而称之为《诗经》《书经》。

按《庄子·天运篇》的记载，孔子曾见到老子，他对老子称“丘（孔子自称）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云云。但是后来的学者都认为《庄子·天运篇》不是庄子本人所作。如南宋黄震就说：“‘六经’之名始于汉，《庄子》书称‘六经’，未尽出庄子也。”（《黄氏日抄》卷五十五）意思是说，《庄子·天运篇》不是庄子本人写的，是后人写的，放到了《庄子》这部书中。近代罗根泽撰有《庄子外篇探源》，认为《庄子外篇》是汉初作品。

荀子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战国晚期。《荀子·劝学篇》里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话，我们知道，六经中有《礼经》，《礼》应该是包括在经中的。荀子将“经”与“礼”对谈，而由“读礼”二字可见，礼已经具有文本、文献的形式，但此《礼》的文献并不包括在经中，“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似乎《礼》比经还重要。在荀子那里，“经”似乎只局限于《诗》和《书》。由此可见，至少在儒家那里，“经”字的使用有一个过程，“经”字的意义是逐步扩大和提高的。

再到后来，我们看到《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话讲到《孝经》说：“《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吕氏春秋》直接提到了“孝经”这个词，说明先秦时期已经有“孝经”这个名称了。所以，在战国后期，儒家开始用“经”来称自家著作了。

就道家来说，现在的《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但在先秦之时，并没有《道德经》这个名称。西汉司马迁《史记》写到老子时，说：“老子修道德，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也还没有《道德经》的名称。

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有甲本、乙本，两种版本都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两篇都没有加“经”字。所以《道德经》应该是后来才有的名称。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百家称自家重要著作为“经”，尚处在一种个别的、萌生的状态，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