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不断变化的特殊性

黑格尔说：“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2]此处黑格尔所言“世界精神”被认为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类本性，而“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就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的表征，这段话实际上是说人类本性的一致性决定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普遍性。[3]

对普遍性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人类总是在不断追求普遍性，然后再努力超越，进入一个又一个循环，这种循环引领了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走向。然而对于文化来说，黑格尔所说的“同一性”即普遍性是否确实存在？又如何得以存在？与“单一性”即特殊性相比，文化的“同一性”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对于文化普遍性的追求，人类或许是失败的。

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这说明了文化普遍性的必然存在。但这种存在以局限的根源与面貌得以实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使得文化普遍性表现为“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习俗和制度遵照普遍的规律发展，并且依此经历着共同的发展形态”[4]。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个社会或民族都在或快或慢经历从低向高发展的过程，或许，黑格尔所追求的文化“同一性”也就仅此而已。

朱汉民先生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融合——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建构》一文中提到，中国在2500年前便建立起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精神，“当孔子说‘天下有道’时，所表达的正是中华文化普遍性精神的成熟”[5]。“道”所体现的文化理念被放到“天下”的视域中，是否就意味着“文化普遍性精神的成熟”？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孔子口中“天下”的空间概念在其后每一个时间点上可能都不再雷同，这个“天下”的“道”又何以成为文化普遍性精神的成熟？

应该说，文化的特殊性是远大于其普遍性的。文化的生长主要有进化与传播两说。进化论体现了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在与自我对比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性；传播论是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之间，自我与他者对比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性。进化论是历时性的隐喻，伴随了时间的流动，传播论是共时性的彰显，体现了地域间的差异。但换个角度来看，传播论反映的不仅是地域间的辐射，不仅是地理环境与交通方式的差异，还体现了时间流动速度快慢的区别。地域间不同文化发展不均衡，应该有个“文化时间”的因素存在。不论是远古社会使用铜器的部落与使用石器的部落相比，还是现代发达的工业文明与非洲雨林的渔猎刀耕的民族相比，表面上是地域的差异，实际上却是“文化时间”流动快慢的区别，正如石器部落最终走向了铜器时代一样，非洲雨林的民族总有一天也会主动走向更为现代的文化或文明，中间的差距就是时间问题。所以，孔子的“天下”，就如同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遗迹遗址、古墓陵冢一样，是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扣，是“文化时间”节点上的静态概念，是被时间湮没的特殊性。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从“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角度，对“我者与他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从史前到近代的长时段考察，演绎了中国文化的流动性和开放性：

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6]

所谓“发展与舒卷的过程”，就是现实文化在时间中不断展开、不断更新的流动性，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文化都是当时的“现实文化”，但随着时间又不断向前流动发生变化。而“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喻示的恰恰是文化的开放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拒绝“他者”的评价与冲击而保持自己的纯粹不变。

至此，我们已然明确，因“土壤”的不同，每一个文化——不管是从历史角度的传统与现代，还是从地域角度的东方和西方——都必然有其特殊性的存在，从而产生文化间的千差万别；但是，文化从不是一潭潭死水，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放与流动（当然，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文化时间”的流动，空间的辐射和传播只是由于时间的流动速度不同），从而不断交织勾连，不断融合溶解。若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论发达与蛮荒，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不论古老与现代，都不值得人们去死守与捍卫。时间的流动性带来了文化的流动性，时间就像一根线，每一种文化都是这条线上已经穿起的珠子，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个作为话语存在的抽象特殊性随着“文化时间”的流动不断成为过去，不断变化甚至被削弱被覆盖，因此坚守某个单一文化便没有了意义。

然而，文化何以体现出如此明确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