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壬寅腊八节一过，我和老伴以“阳康”之躯沿着蓉遵高速和兰海高速一路向南。出盆地，渡赤水，奔遵义，走南宁，过海峡，经过四天三夜的舟车劳顿，终于到了三年前因武汉解封离开的海口寓所。不久，黎臻发来微信，说是她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书稿《东晋南朝玄学与文艺批评研究》快出版了，让我写篇序。她在站时，我作为合作导师就这个题目与她有过一些讨论，加上我也比较喜欢魏晋玄学与美学和艺术批评这一类问题，曾经给研究生开过魏晋玄学与美学专题研究课程，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下来。给她回信说，想返蓉再写，因人在旅途，身边没有什么参考材料，担心沧海遗珠。后来又想，万一不小心再次感染，难以按时返乡，岂不耽误她专著的出版。于是，我在海口寓所一边读着黎臻发来的书稿，一边断断续续地写下下面这些话，就当是我的读后感吧。

永嘉中，“困于逆乱”多年的并州刺史刘琨给他的好友卢志之子卢谌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他少壮之时“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的人生追求和在“国破家亡，亲友凋残”面前觉悟到的“聃、周之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的警醒。刘琨的这封信同他当时一起写的《答卢谌诗》被萧统选进《文选》，成为千古佳作，流传至今。信写得怅恨万端，哀恸悲绝，连为之作注的李善都被感动，说刘琨“久罹厄运，故述丧乱，多感恨之言”。

刘琨的“感恨”代表了从建安、黄初到永嘉南渡之前有志于稜威翰海、扬名天下的魏晋名士对玄学和清谈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信宣告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玄学与政治的疏离，预示着魏晋玄学的衰颓。奇怪的是，自永嘉南渡至金陵瓦解，魏晋玄学并没有因为中朝倾覆和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而退出历史舞台，在将近二百八十年的时间里，反而有了更广更深更为复杂的发展。在东晋南朝，那种对抽象玄理的追问和对宇宙人生的清谈，对“三玄”“四本”及其衍生的典籍的讲论疏解比起对有无本末、才性同异、自然名教的校练有过之而无不及。帝王贵胄以谈玄而自乐，缙绅宰相以清谈为庙略，士人高门则唯玄是务，空言报国。讲议《庄》《老》，清言“空”“无”已成为官宦士人的容止标配，“如客至之有设”。这一时期的玄学早已褪去正始、太康易代之际的血色外套，悄然换上佛祖的袈裟而还原出它的逻辑本色和思辨内核，对生命、对自然、对自我、对自由的本源求索已成为东晋南朝玄学的主流意识。

与此同时，东晋南朝的文学艺术呈现出既绮丽飘逸又萧瑟悲情的风貌，其玄学色彩既绚烂直陈又内敛含蓄。正始之音一变为田园逸响，再变为山水清音。陶渊明不论魏晋，却虚室生白，梦想嵇康梦想的生存境界；谢灵运寄言摄生客，于大千世界感受激光电闪般的美感和有无相生的境界。“自然”一词已从政治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常用术语演变为艺术哲学的审美范畴，“有”“无”二语也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逻辑推演演化为诗文歌赋和六家七宗的符号语言。音乐以自然山水为清音，洗尽“哀乐”的旋律；绘画以“自然”为极品，夺胎于王弼的“无极”之辞；书法以“萧散”为神品，渊源于阮籍的放诞；诗歌以“滋味”为上品，幻化于老庄的无形希声。横绝于中国美学和艺术批评史上的高峰与东晋南朝的玄学有哪些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的哲学本质和理论形态有无异同？如果都有，又怎样用科学的方法把它们发明出来？读完黎臻的书稿，我认为她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就此给出了我以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回答。

书稿一改魏晋玄学与文艺批评的单向研究为双向考察，既溯流而观之，始终抓住魏晋玄学的初始形态和哲学本质与正始、太康时期易代之际的政治争斗来结构全书，展开论述；又旁行而察之，从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与士人人格的塑造来探究玄学与文艺批评之间的双重逻辑关系，即从玄学本体论、才性论、本末论与文艺道本、文艺风格、士人人格双向融合的发展逻辑来考察辨识，使东晋南朝玄学与文艺批评的演进规律在这种双重逻辑的基础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跨界借用列维·布留尔的话来说，书稿发明概括的这种双重逻辑关系可以称为玄学与美学和艺术批评的“互渗律”。具体如黎臻所谓：“既从玄学本体论、人格论、价值论、方法论的角度探讨文艺批评，又从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审美活动、审美体验等角度来反观玄学，做到将玄学融于文艺批评，亦将文艺批评渗透入玄学，二者相济，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东晋南朝的玄学状态与文艺批评特征。”书稿发明的这种“互渗律”恰好也是魏晋玄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论范式，或者说，魏晋玄学本身就是这种“互渗律”的杰作，原本就是纯粹哲学与艺术哲学双重逻辑融冶的典范。《庄子》三言并用，汪洋恣肆；《老子》五千，实为美文；《周易》直观，辞达而已；王弼“扫象”，得意忘言，由数象而意象，陶铸出中国美学和艺术批评理论的新范式。魏晋玄学的这种双重逻辑似有如下两个特征。一个是虚构的真实，即用虚构的人和物与闳侈巨衍的语言以还原事物的本质和表现真理的魅力。二是直观的理性，即寓深刻的哲理于六合之内，妙言齐物而飘逸，非直观则存而不论，颇有现象学的趣味。辩论主张“请循其本”，无逻辑则避而不谈，又有思辨哲学的色彩。这种虚构的真实和直观的理性强调感性与直觉、名理与才性、与文艺批评的理论基因相同，由此二者结下不解之缘。

黎臻敏锐而细致地把握到这种不解之缘，通过对玄学本体论与文艺道本论、玄学人格与文艺价值、玄学思维与批评方法、玄学趣味与批评风尚的内在关系的论述，建构出东晋南朝玄学与文艺批评的双重逻辑结构，在魏晋玄学与美学和艺术批评的领域里拓开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书稿归纳的“从辨名析理到得意忘言，玄学的思维方式成为文艺批评效仿的对象，东晋南朝士人从逻辑方法等方面讲名理、言意思维运用到自己的评价体系中。东晋时期的清谈盛极一时，清谈从剖玄析理到理辞共妙，在思理和美趣两个方面都引起了士人的审美愉悦。清谈作为玄学影响美学的津梁，在审美趣尚上为东晋南北朝文艺批评烙下了深刻的玄学印记。玄学在人格、思维与趣味上与美学相联系，并对文艺批评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找到了东晋南朝玄学具有的艺术哲学本质和文艺批评的思辨哲学本质。仅就这一点而言，书稿的学术探讨已经走在了魏晋玄学与美学和艺术批评研究的前沿。

记不清是谁说过，读书做学问的路径不外两个，一个是对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材料做发现性的研究，根据新材料得出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另一个是在常见的材料中发明新的问题，从旧材料中得出新结论，这两种路径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在解决问题和发明新的思想上要更难一些。其原因在于天下书何其浩茫，一个人终其一生也未必将某一个学术问题所涉及的材料尽收眼底，更不要说对材料的真伪讹误进行真实科学的判断了。就这一点讲，在常见的典籍中发现罕见的问题，或者在旧材料中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就显得更为困难而更有价值。黎臻的书稿便属于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例如，对耳熟能详的王微的《论画》、宗炳的《画山水序》，书稿将其置于玄学本体论的话语体系中来讨论它们的艺术之“道”，同时把宗炳《明佛论》中所言之“道”与《画山水序》所论之“道”相融，提出宗炳是“专从山水欣赏的角度来讨论体道的途径”，“澄怀观道”的主体条件是“士人玄学人格在艺术欣赏实践中的重要影响”的观点，给宗炳《明佛论》“人是精神物”的命题作了艺术的诠释。

书稿在突出玄学思辨与审美感悟相互渗透的同时，并未疏远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注意到多样化人格特征形成的历史根源，认为东晋南朝“政权更迭，皇位承袭多由篡逆实现”给新的士人人格的出现以决定性的影响。诚如书稿所论，东晋南朝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和皇室父兄血腥的杀戮逼使士族文人采用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以保全性命，与世浮沉。他们或隐忍才华以求苟活，或攀龙附凤以得声名，建安文人洒笔和墨以成酣歌笑语的豪放自由已荡然无存，早已蜕化为奉和应制的无病呻吟。其实，皇室倾轧、父兄相杀以求皇权的巩固和易代，又何尝不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呢？封建皇权建立的基石是宗法血缘关系，它只有用刀剑斩断宗法血缘关系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八王之乱到齐梁萧氏莫不如此，更不要说刘宋子孙的惨烈屠戮。书稿准确地把握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为东晋南朝玄学与文艺批评的逻辑“互渗律”找到了历史的支点，从而将自己的求索发明和新的学术观点建立在哲学批判与历史批判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与美学和艺术批评和乐共鸣的最辉煌的一段乐章。

历史总是无情的。东晋南朝既是玄学发展的高峰，也是它们走向衰亡的深渊。当萧绎以《老》《庄》为“欢宴”，与作为“冠带”的儒家和作为“稻粱”的佛教并列之时，迎来了魏晋玄学的消亡之日。而陆德明将《老》《庄》与六艺并列，同尊为历史的经典，实际上也就宣告了魏晋玄学的终结。到了此时，魏晋玄学对人生、自我、自然、自由的求索已成为中古思想的绝唱。也正是因为成了绝唱，魏晋玄学所保存的中国哲学与美学和艺术批评思想的“原味”最为醇厚甘洌。终结了的魏晋玄学却留下了至今仍取之不竭的精神遗产。从“得意忘形”的日常口语，到“存而不论”的哲学命题；从“有情无情”的人格分析，到“神超形越”的艺术批评，以至都快要成为专门之学的“意象”“意境”之说，魏晋玄学的思想精华以精神的隔代遗传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更不用说与玄学互渗的东晋南朝的美学和艺术批评早已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批评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正不断地引起中外学者，特别是像黎臻这样的青年学者的关注。

黎臻属于被称为“青椒”——我更愿意用“青骄”来称呼他们。他们在房贷车贷、入托入学、赡养父母、项目申报、成果评奖、职称评审的压力下教书育人，实属不易——的一代。她出站后就在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担任专任教师，勤勉教学，甘于寂寥。就像当年东晋名流一样，自己与自己“周旋”，一步一步地沿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鲁迅、陈寅恪、汤用彤等前辈学者的脚印坚毅前行。这部书稿正是她多年独立思考的结果，尽管其中还有一些值得钻研的地方，比如说，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对玄学的影响及其与文艺批评的关系，但就我读到的同类著作来看，《东晋南朝玄学与文艺批评研究》可谓上乘之作，相信书稿的出版会赢得同行的称道和应有的评价。

钟仕伦

成都 癸卯正月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