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魏晋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思潮，它对这一时代的各种文化形式有相当之价值，也适合于此时代向前昂进的要求。汤用彤说：“观察往昔之哲学思想而归纳之称为属于某时代者，固因其有特殊之方法、态度，因而较之前代有新异之理论，故在此一文化史中占显明之分野，而此一时代之哲理家（思想家）亦罕能超出其时代之定式……此一时代各种文化活动靡不受此新方法、新理论之陶铸而各发挥此一时代之新型，而新时代之形成即在其哲学、道德、政治、文学艺术各方面均有同方向之新表现，并因此种各方面之新表现而划为另一时代。”[1]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宗教、美学、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转折，其中，玄学作为时代主流思潮，在理论、方法和态度上与汉代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根本意义上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各个文化门类，特别对东晋南朝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所要探索的即是魏晋玄学对东晋南朝文艺批评嬗变的影响。玄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本末、有无的本体之学；其所据经典，为《老子》《庄子》《周易》三玄。关于玄学的分期，学术界看法不一，一般认为存在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二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三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许抗生等《魏晋玄学史》[2]、余敦康《魏晋玄学史》[3]中皆以此分期进行讨论。许抗生还列有以《列子》为代表的两晋之际玄学和以张湛为代表的东晋玄学，余敦康另设东晋玄佛合流阶段。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以王弼、阮籍和嵇康、道安和张湛为贵无之学的三个阶段，以向秀、郭象为崇有之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4]列刘劭《人物志》和钟会《四本论》为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的“贵无论”为玄学建立及发展的第一阶段，嵇康、阮籍及其他竹林名士紧随其后，列裴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为第二阶段，郭象的《庄子》注为第三阶段，张湛《列子注》为玄学的尾声。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分期皆以关于“有无之辨”的讨论为标准，或在此基础之上以“名教与自然之辨”为主题，划分为贵无论、崇有论或无无论。而东晋以后，玄学式微，东晋佛道思想与玄学的融合、南朝儒学与玄学的融合，都使得玄学呈现出与巅峰时期不同的状态，玄学逐渐内化而积淀成为士人的人格、心态、人生趣味和日常风范等。而东晋南朝士人艺术品格的提升和艺术活动的频繁，使得玄学更多聚积在文学艺术领域，从哲学的剖玄析理转而体现在人物艺术之美上。

文学艺术在魏晋南北朝进入繁盛时期，也是一个新的时期。东晋文艺的一百多年中，人才辈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逵、戴颙父子的雕塑，郭璞的游仙诗，孙绰、许询的玄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等，超越先贤，彪炳后世，光彩夺目。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中说：“东晋一朝，文艺占据了整个文化的中心。”[5]逮至南朝，文艺批评史上便涌现出了刘勰、钟嵘的文学理论著作，宗炳、王微精妙的山水画理论，谢赫、姚最的绘画品第，庾肩吾、王僧虔的书法理论等。本书选取东晋南朝时期的文艺批评作为研究对象，是希望在东晋南朝兴盛的文艺活动基础之上探讨玄学理论式微之后在东晋南朝的存在状态。

本书所谈及的文艺批评，包括文学及其他艺术的观念、理论，具体的文艺批评、鉴赏以及其他有关文艺理论批评的思想资料。东晋南朝时期的文艺批评，在具体门类上划分，主要有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从构成要素上看，有文艺批评的命题及范畴、重要批评家及其著作等。而本书所言的文艺批评不只是这些具体批评的集合，而是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的适用于其他文艺批评的命题、观点、范畴等内容。本书希望通过对玄学、文艺批评发展两方面着手，尝试剖析其内在理路与关系，思考玄学影响东晋南朝文艺批评的所然与所以然的问题，并分析玄学引起的东晋南朝文艺批评中的主体、价值、趣尚、思维等的转变，尝试确认玄学作为这种转变背后所凝聚的内在力量的存在方式。

一 相关研究综述

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时代精神，影响了时代文艺。玄学的深邃隽永在哲学思辨上卓然标举于中国人文史册之中，也因士人智慧与深情的结合，将玄学思想外化为独具魅力的文学艺术，并于其中寻找人生与生命的真境界。历来的玄学研究都很重视其与美学、文学及其他艺术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汤用彤在西南联大的讲演和美国加州大学的授课讲义中便讨论了玄学与文学理论之关系，以“得意忘言”作为立论的基础，指出“言意”在文之性质、功用及其缘由等文学理论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影响。[6]他对于玄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给后来的玄学研究开启了更广阔的思路，吸引了学者们的眼光聚焦于玄学与美学及时代文艺领域上。

在历来的魏晋南北朝美学史和文学史的著作中，学者们往往都有专章讨论玄学对文学、美学等的影响。李泽厚、刘纲纪著《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7]专门有“魏晋玄学与美学”一章，以“有无”“言象意”“无情与有情”“名教与自然”几个问题作为玄学与美学的联结点，指出玄学为魏晋美学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使哲学更为深入地渗透到美学中，也为后来哲学向美学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础。此后，1989年出版的袁济喜《六朝美学》[8]有专章讨论“有无之辨与审美”，以玄学作为六朝美学的主要思想基础。

（一）玄学与美学

在玄学与美学关联的具体研究中，研究者首先是从士人风度、人格审美的角度着手的，如张海明《玄妙之境：魏晋玄学美学思潮》[9]将魏晋风度与名士清谈作为主要对象来讨论；又有盛源、袁济喜所著《六朝清音》[10]从玄言清谈与审美风尚、竹林七贤的人格审美等角度进行分析；钟仕伦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11]中亦特别注重玄学士人的言谈思理、玄远放达、容貌神明之美，并将人格陶冶与士人艺术人生结合起来。

其次，探讨重要玄学家如王弼、郭象的思想对魏晋美学的影响，如袁济喜《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12]便以专章论述王弼与郭象。专篇的研究论文亦多有讨论。近年来，研究者把重点放在经典文本的阐释[13]以及对魏晋审美观影响比较大的“自然”话题。[14]郭象玄学亦被学者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其本体论思想以及自然与名教主题的方面研究较多，[15]且着重其对客观自然界的发现、士人主体的人格及人生境界的塑造。[16]关于冯友兰提出的郭象“辨名析理”的玄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哲学层面，较少与文艺理论联系起来。

再次，从玄佛合流角度阐释玄学对魏晋南北朝审美思想，有钟仕伦、刘敏等《中古宗教与自然审美》[17]，其中设“空观下的玄学自然审美观”“艺术的自然觉醒”“秀骨清像的审美形态”等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在佛、道二教与玄学的交融问题上，王晓毅《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18]从语言环境、思维方法、宗教情感、经学义理等角度全面讨论了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给后来学者以很深的启发。在玄佛合流的发展中，晋宋之际山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19]这也是玄佛交融对审美领域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而道教与玄学的研究较少，其中有道教与审美的专门研究如刘敏《从畅玄到畅神：道教对魏晋审美精神自觉的推动作用》[20]，揭示了道教神仙信仰中从“畅玄”的宗教追求向“畅神”的审美体验转化的这一过程。

最后，以范畴为对象的研究，如李戎《始于玄冥反于大通——玄学与中国美学》[21]中主要对无、空、玄、妙、自然、言意、形神、气韵等范畴进行分析；苏保华《魏晋玄学与中国审美范式》[22]从中观的角度把握和分析魏晋玄学，对中国古代审美范式加以重新审视、梳理和概括，特别是对“和”“中”“意象”“气韵”“意境”等审美范式与玄学的关联做出分析。

（二）玄学与文论

在玄学与文学理论的联结上，其内容主要涵盖几个方面：首先即是玄学通过影响士人心态而影响文学批评，如孔繁《魏晋玄学与文学》[23]以魏晋文学为核心，从玄学影响下的人物批评谈及文学批评。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24]对士人心态进行综合研究，其中亦谈及士人玄学修养与文学修养的相互作用。此外还有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25]、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26]等也十分重视士人心态对文学的影响。

其次是玄学在有无、言意、形神等方面对文艺批评产生影响。黄应全《魏晋玄学与六朝文论》[27]提出玄学影响六朝文论的三种基本可能性：调和派玄学对调和派文论、竹林玄学对“吟咏情性”文论、元康玄学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袁济喜《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28]重点突出了魏晋玄学有无之辨对于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影响。在专篇论文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常以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问题来讨论。在才性问题上，研究者注意到文学理论中对作家的主体性发见，并将之与文学分品品评、文学自觉、“才”的主体性范畴的建立等方面联系起来[29]，又将才性问题延伸至审美领域来讨论“气”“清”等审美范畴[30]。而言意问题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文论影响很大，特别是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言意观[31]。此外，玄学的思维方式对南朝其他文论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钟仕伦在《〈金楼子〉研究》[32]中便注意揭示萧绎论文形式的玄学特征。

再次，玄学对诗学的影响的专门研究。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33]在包含玄学、经学等在内的魏晋哲学思想背景下来论述这一时期的诗学，重点探讨《古诗十九首》、嵇阮诗风和陆机诗风。徐国荣《玄学和诗学》[34]以专题论文的形式探讨了汉魏诗歌艺术传统、《世说新语》与玄言诗、竹林七贤、嵇康父子、玄学与艺术等重要话题。蔡彦峰《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35]从玄学的言意和自然两大主题着手，探讨玄学在魏晋南朝诗史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课题如叙事诗学、缘情论、诗歌语言观等的内在联系，并分专题探讨正始玄学与嵇阮诗歌、玄学与诗歌艺术、东晋玄佛合流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三）玄学与艺术理论的关系研究

在玄学与艺术理论的关系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徐复观便在《中国艺术精神》[36]中专章研究“魏晋玄学与山水画的兴起”，将人物与山水、玄学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2015年出版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37]针对音乐、绘画、书法艺术批评的讨论也涉及玄学思想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主要思路等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魏晋士人风度、士人心态是玄学影响美学的重要方面，且对这方面的研究是最细致深入、影响最深远的。玄学的哲学思辨，主要反映在士人的个性人格、精神境界上，加之这一时代的政治制度特征，士人这一主体尤为突出。

第二，经典文本与典型人物也是主要研究对象。综观玄学与美学、文学、艺术等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其选取的研究对象多是经典的文学批评文本、专论或是与玄学思想关涉的典型士人。经典文本如《世说新语》《文心雕龙》，典型士人如王弼、郭象、嵇康、陶渊明等。

第三，范畴研究是普遍方式。玄学对两晋南北朝文艺批评的影响，最直接的一个即经典范畴的产生与发展。文艺批评领域中诸多经典范畴如文气、缘情、自然、言意、形神等都与玄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对范畴的研究也尤为普遍而重要。

第四，研究思路上，大多以时代或玄学发展阶段为序，有的则以专题形式将文学理论、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进行分类研究。时代顺序或玄学本身发展阶段的划分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其发展脉络，而专题研究则更突出玄学范畴或命题。对于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分别研究使得玄学与文艺批评的联系更加细致具体，重点突出。每种艺术形式与玄学的关系更加清晰，也更突出玄学在相应领域的意义和价值。

在本选题上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玄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决定了它影响文艺批评的方式与内容。玄学影响文艺、美学问题的思想方式往往是间接的、无形的而又不可忽视的，它为一些文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借鉴的思想资料，也为佛学影响文艺、美学构建了津梁。

第二，对玄学流变及其对文艺领域的影响有待更多的关注。玄学思辨发展到郭象已经完全成熟，而郭象以后玄学自身以何种路径在发展，对时代影响更多地突出在哪些领域，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第三，玄学的气质以其最本根的本体论为基础，在辨名析理、得意忘言的思辨特质与逻辑方法上展现出来。这些思维方式都直接影响了东晋南朝文艺批评的基本品格。

第四，对当时士人批判玄学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玄学在西晋末年便有误国之嫌，它对政治、社会风俗、个人修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直受到时人及后代的批判。在南朝礼学的复兴背景之下，士人重新以礼学反思玄学，以礼学审视文学批评，对这些思想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玄学，把握玄学与文艺的关联。

因此，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研究的尝试。

第一，尝试分析玄学与文艺批评交互的内在理路。玄学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思潮，它兴起于空灵的哲学思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社会心态及文艺审美等。对于玄学与文艺批评的研究不可偏重某一方面，而应从双视角出发，把握玄学与文艺批评互动的动态过程，并涉及影响二者交互动态的因素如儒学、佛学、名实学等内容。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才能获得对玄学与文艺批评的完整而独特的认知。因此本书既从玄学本体论、人格论、价值论、方法论的角度探讨文艺批评，又从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审美活动、审美体验等角度来反观玄学，做到将玄学融于文艺批评，亦将文艺批评渗透入玄学，二者相济，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东晋南朝的玄学状态与文艺批评特征。

第二，玄学发展历程中的审美化趋势。玄学在发展过程中以“有无”为主题，经历了对“有无”讨论的三个阶段，不断提高其自身的思辨性，对有无、体用、言意等问题进行思考，并向直觉感悟的方向发展，二者相互融合，表现出在思辨上升过程中逐渐向审美转化的趋势。郭象之后，东晋南朝时期的玄学发展呈现出思辨与艺术相结合的新境界，对当时的音乐、文学、绘画、书法等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东晋南朝时期玄学与文艺批评关联的研究，可以探究玄学在东晋以后的发展状态，也为中古时期的文艺思想特征张本。

第三，讨论玄学人生及玄学精神与审美精神的交融，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精神与美育传承的研究提供参考。东晋南朝士人的玄学人生与艺术人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对玄学与艺术的探讨，是提高全民人格理想与审美境界的有效途径。本书通过对玄学与文艺的讨论，剖析士人人生理想、人生趣味与审美精神，为当下社会中的审美人生选择、人格塑造与审美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二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内容

本书从玄学思辨的角度对东晋南朝文艺批评的嬗变进行考察，旨在更加深入、全面地讨论玄学在东晋南朝时期对文艺批评的影响，并描摹出东晋南朝时期玄学的形态。从玄学的角度，本书关注于玄学人格、玄学思维、玄学趣味等对文艺批评的影响；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注重观察玄学思想背景下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活动、审美体验等，以期从双视角来观瞻此时期的玄学与文艺批评。

第一，梳理玄学发展各个阶段中与文艺批评紧密联系的主题的概况。魏晋玄学从何晏王弼发端，经历了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的阶段，完成了玄学理论的建构，并达到玄学思辨上的高峰。而东晋玄学相较而言缺少理论建树，却选择了新的方向，一是与道教、佛学思想结合，融合了新的血液，开拓了新的哲学视野，从而在哲学思辨领域继续前行；另一个则是进行美学的转化，将玄学思辨内化，进入审美实践中，较为突出地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东晋士人既崇尚玄言清谈又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南朝士人兴趣从玄学转向了文学，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方面卓越发展，达到了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大高峰。玄学的突出表现形态由外向内转化，内化为士人主体精神、审美风尚与理想境界，也对文艺批评中的具体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等发生影响。玄学的本末体用之辨、名教与自然等问题将高度思辨与感性把握统一于一体，从而为玄学与文艺的联结提供了可能。

第二，玄学本体论与文艺道本论的嬗变。魏晋时期学术的整体风格相较于汉代而言更显虚胜和空灵，主要是由于其探讨的对象由外在具象及其联系转向内在本质及内外层次的总体性把握。魏晋玄学的“有无”“本末”问题，打开了研究文艺本体论的大门。士人们寻求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文艺的本质，引起了对文艺本体论的探讨。

第三，玄学人格理想与文艺价值论的嬗变。在关于“有无”问题探讨的基础上，玄学为士人设计了理想的圣人人格，向着这个目标，士人在追寻理想境界的过程中用它来指导自己在现实中的人格实践。这不仅影响了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也对文艺价值的转变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四，玄学思维与文艺批评方法的嬗变。玄学的本体论思维是玄学气质的基础，它引导人们思考世界的本质，进而讨论文艺的本质，并自觉地在文艺批评中运用本末体用的方法进行阐释。而玄学的基本方法辨名析理、得意忘言，不仅从整体境界上提升了艺术的高度，也为批评思维和批评方式提供了范式与引导。玄学对言意问题的讨论主要反映在文学领域，言意之辨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产生影响，也使得经学注疏、文学批评方法发生变化，并引起了意象批评的盛行。

第五，玄学趣味与文艺批评风尚的嬗变。玄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清谈。受到玄学发展的影响，清谈活动在目的、语言、体验、个人风度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尚。特别是清谈中对语言艺术的欣赏，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南朝时期声律的发展。而清谈中对于诗赋、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品评与玄学相勾连。玄学中所表现的崇尚“自然”“清”的审美趋向也逐渐进入士人的视野，并增加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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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7页。

[2] 许抗生等：《魏晋玄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9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6]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267—282页。

[7]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8] 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 张海明：《玄妙之境：魏晋玄学美学思潮》，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 盛源、袁济喜：《六朝清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 钟仕伦主编：《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袁济喜：《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 袁济喜：《王弼的阐释智慧与六朝文论》，《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杨鉴生：《王弼〈易注〉的文学价值》，《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

[14] 钟仕伦：《王弼的“自然”说与魏晋自然审美观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5] 刘运好：《论“迹”与“所以迹”郭象本体论诗学》，《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6] 李昌舒：《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程丽芳：《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0期。

[17] 钟仕伦、刘敏等：《中古宗教与自然审美》，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8] 王晓毅：《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9] 陈道贵：《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20] 刘敏：《从畅玄到畅神：道教对魏晋审美精神自觉的推动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1] 李戎：《始于玄冥反于大通——玄学与中国美学》，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22] 苏保华：《魏晋玄学与中国审美范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3] 孔繁：《魏晋玄学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4]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 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 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7] 黄应全：《魏晋玄学与六朝文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 袁济喜：《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 张恩普：《才性评析与中古文论的“文品”理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赵树功：《论“才为盟主”、“以气为主”的整合与文学自觉的标准》，《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30] 袁昌丽：《“清”：六朝人才性美、情感美完满而澄明的显现——六朝美学范畴“清”的内涵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袁济喜：《汉末魏晋以“清”为美探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1] 贾明：《〈文心雕龙〉中对言意关系的认识——兼论“言不尽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蔡彦峰：《玄学“言意之辨”与陆机〈文赋〉的理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32] 钟仕伦：《〈金楼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

[33] 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4] 徐国荣：《玄学和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 蔡彦峰：《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36]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7] 袁济喜、何世剑、黎臻：《中国艺术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