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

秦文公是秦史发展进程中有突出表现的君主。在确定“西垂”的政治重心地位之后，向东发展，逾陇山，至于“汧渭之会”。秦人长期在西汉水上游和渭水上游活动，经慎重考虑，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抉择中确定往河渭方向开拓。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秦文公在关中平原西部确立了行政中心，进行祠祀建设，经营信仰秩序。《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

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

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

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十九年，得陈宝。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

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为宁公。[4]

在“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5]之后，秦文公又“初为鄜畤”，“得陈宝”，以及“伐南山大梓，丰大特”，都有充实信仰世界，建立祠祀体系的性质。后者有体现向秦岭以南发展的试探。“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显示出国土与国民控制的新进展。

“法初有三族之罪”，说明了司法体制方面对周制及东方传统的认同。

这位执政五十年的秦公，将秦史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除了“伐戎”军事成功之外，文化建设方面功绩的突出表现，即：

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

金德建在他的学术专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有《〈秦记〉考征》一文。其中写道：“开始写作《秦记》便在这一年。秦文公十三年是公元前七五三年，比较《春秋》的记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还要早三十多年。”[6]也就是说，秦人正式记录史事，甚至早于《春秋》。

当然，《春秋》撰述，前有基础。《春秋公羊传》唐徐彦疏：“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具有其文。’”又说“据鲁史”。亦说“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为《春秋》”，“依百二十国史，以为《春秋》”。[7]只是我们无从得知孔子“依百二十国史，以为《春秋》”，“百二十国史”中，是否包括秦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