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文宗崩于上京，宁宗即位不久，便夭折而亡，十三岁的妥欢帖木儿意外地从广西被接回京师，承继大统。次年（顺帝元统元年），权相燕帖木儿去世，预示着元代中期的盛世文治一去不返。初御皇极的顺帝也曾想有所作为：后至元三年（1337），顺帝驳回权相伯颜诛杀五姓的计划；六年（1340），流放奸相伯颜，起用脱脱，更化政事，复开科举，同时采纳康里巎巎建议，删修《大元通制》，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至正元年（1341），复开经筵，召许有壬进讲明仁殿；至正三年（1343），召修辽、金、宋三史。至正九年（1349）改宣文阁为端木堂。然而更化并没有带来社会的万象更新，振作却引发了更多的靡乱与颓废。紧接着，天灾人祸此起彼伏，官贪吏污荼毒流布，谣言惑众，人心不古，贤相脱脱继而被哈麻所逐，宣文阁也一度成为皇帝修秘密戒的邪淫之地。端木堂的设立虽然体现了顺帝再度振作的意图，朝廷也不断地减少税赋，发粮赈灾，整顿吏治，但几支纤细的毫针无法救起病入膏肓的王朝，更何况腧穴既未找准，针刺也不痛不痒。至正五年（1345），右丞相阿鲁图进辽、金、宋三史，顺帝曾发表了“以史为戒”的宣言：“史既成书，前人善者，朕当取以为法，恶者取以为戒，然岂止激劝为君者，为臣者亦当知之。卿等其体朕心，以前代善恶为勉。”[1]这似乎极具讽刺意味，叶子奇《草木子》云：“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惘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2]又时人有《醉太平》小令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3]号召“以史为戒”的顺帝没能走出历史上末世乱象的怪圈，临时抱佛脚的无奈宣言最终成了历史的滑稽。拆东墙补西墙的补弊招数毕竟堵不住民变的洪流，终于，贾鲁疏导了黄河，却招致了“红巾”的泛溢。而顺帝除了朝令夕改、频换臣属、大都避暑、“怠于政事”“荒于游宴”[4]、潜心于秘密戒外，与江山社稷渐行渐远，一直远至青草没膝、牛羊遍野的蒙古故乡。

“质文代变”的文学观念在每个朝代的后期，尤其是易代之际都有一大批新的材料不断地重新予以证明。清人赵翼评元初元好问时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5]，历史的脚步从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未迈出百年，这句话便再一次得到了证实。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云“有元之文，其季弥盛”[6]，这里的“文”即包括了诗以及诗学。而诗学“弥盛”之因，一者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使然，一者是诗学内部的发展。诚如赵翼所言，社会的剧变是诗学发展重要的催化剂。当然，元代后期诗学固然也是前、中期诗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蒋寅说：“无论什么文学体裁，都有如生命的周期，由繁荣走向零落，由旺盛步入衰老，只有理论之树常青，伴着日月的积累，日益健壮，日渐丰富。”[7]理论自身的发展，加之由社会变革带来的学术、文化环境变迁，以及文人精神、心态的变化，使元代后期诗学在有元一代特色更为鲜明，成就愈加凸显。本书即讨论、阐释“元代后期诗学”，但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交代选题相关的问题，选题所涉及的时代文化背景，相关研究的现状，以及本选题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