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名家访谈

知古融新:清宫医案与老年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

——陈可冀院士访谈

陈可冀 牛亚华

访谈人简介:牛亚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医学史、中医药文献、中国科学史等。

陈可冀院士简介:陈可冀是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及老年医学专家,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奠基者及开拓者之一,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医大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四、五届常委,现任荣誉委员;是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可冀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疾病与老年医学临床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推动了中西医结合与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组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心血管病重点研究室,领衔开展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了气血理论,形成了现代活血化瘀学派,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典范。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老年医学研究所,在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的临床以及中医老年医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2003年,“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获首届立夫中医药国际学术奖、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首届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吴阶平医学奖、中国脑卒中防治工作卓越成就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成就奖等多项奖励。

陈可冀曾长期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创办《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及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SCI收录)并担任主编至今。他还担任第四、五届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学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第三届会长,现仍为名誉会长及《中华老年医学杂志》顾问。

1979年,陈可冀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任为传统医学专家咨询团顾问、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及国家、北京市中医药管理机构的咨询专家、国际国内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可冀倡议并主持了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的整理研究,系统整理了中医老年医学文献,取得了系列成果;主编了《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在中药文献、文化的整理研究方面贡献突出。

访谈人:您关于清宫医案的整理研究,在中医界乃至历史文化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清宫医案的?

陈可冀:1956年我刚从福建调到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看到玻璃柜中陈列有帝王后妃诊病档案,其中有康熙、光绪、同治、西太后的病案,那时我刚刚开始学中医,很想知道太医们是如何诊病开方的。为此我又数度去参观,但也只能看到片段的内容,当时脑子里曾闪过整理出来有多好的念头。此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这些东西在那时属于封建主义的,我也知道是不可能被允许整理的,但是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访谈人:1956年您只有26岁,为什么会对这些“老古董”感兴趣?

陈可冀:这与我的家庭、所受教育和我个人的兴趣都有关。我父亲是较早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喜爱文史,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在上海《申报》以及河北、天津等地的报社做记者,我出生时父亲在京津河北工作,故以我的名字中有“冀”字。入小学前我曾读过半年私塾,诵读过《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知道了些宇宙洪荒、性善性恶之事,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亲近感。上学以后,随着识字量增加,开始阅读父亲的藏书,尤其喜欢古典小说、言情小说和传记。不仅读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也读过当时热销的言情小说。我童年最难忘的事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半生不熟地拼命看小说,憧憬将来当个文学家。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我小学和初中阶段正值抗战时期,因逃难等原因,辗转入读了几所学校都不算太好。1946年,我考入福建省立高级中学,即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可追溯至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创建的“圣功”书院(后改名“凤池”书院),迄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凤池”书院和同治九年(1870)创建的“正谊”书院,为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二。1901年清政府谕旨各省要改书院设学堂,1902年“凤池”与“正谊”两书院合并,更名为“全闽大学堂”,是福建最早的一所公立学校。该校上承中国书院的儒学传统,下启现代教育的新篇章,像林觉民这样的仁人志士,邓拓这样杰出的文化名人,都出自这所学校,从这所学校走出来十几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如果算上在台湾省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就更多了。

福建省立高级中学是当时福建最有名的中学,面向全省招生,省里最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到这里了。这里更是汇聚了全省最优秀的教师。比如我的国文老师名叫薛畲,学问深厚,性格温良、恭俭、谦让,无论晴雨,上课都不会迟到半分钟。虽然薛老师有古君子风,但绝不守旧,1949年新春,我和几位同学去看望他,老师随口诵读了清代赵翼的《论诗》“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以此告诉我们后浪推前浪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高中时,我课余时间偶尔写一些小文章、做些翻译,用辛夷和冀北异为笔名,投给《中央日报》《新民日报》等报纸发表,《我最敬爱的薛畲先生》一文就发表在《中央日报》福建版,1948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此外,中学时代,寒暑假我还要参加古文学习班,这种学习班在福州郊区,比较远,要步行一段路,自愿去听,并不收费,主要讲授《古文观止》。老师都是当地有名的老先生,一字一句讲解,我听完了全部两册《古文观止》,特别喜欢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以及《战国策》中的篇章。这奠定了我的古文基础,以后学习中医,在古文方面基本没有障碍,也不感觉枯燥。

访谈人:您在中学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但是,整理清宫医案一类的中医文献,还需要有好的中医水平,您毕业于西医院校,是怎样学习中医的?

陈可冀:我学中医是组织安排,与当时国家的中医政策有关。195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和“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卫生部筹备成立中医研究院,同时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简称西学中班),要求各省选派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优秀西医到北京学习中医。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所在的附属医院分到一个名额,组织上最初派的是另一位医生,但是他不愿意,拖到1956年初,内科主任王中方找我谈话,说我虽然工作年限不足2年,根据表现,水平已经够了,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即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我本来是应该参加首届西学中班的学习,因为前一位同事耽搁了时间,1956年4月我才到达北京,而这个班在1955年12月就开班了,是与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同时举行的。当时中医研究院正在筹建内外科研究所,组织上就让我到内外科研究所工作。没能参加首届西学中班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但是也因此有机会成为了著名老中医冉雪峰的关门弟子。

冉老大名鼎鼎,可谓“论接千载”,名噪一时,素有“南冉(雪峰)北张(锡纯)”之称,他是第二、三届政协委员,被聘为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和冉老恰巧同一天报道,他也在内外科研究所工作,这样我们同时成为该所第一批工作人员。幸运的是,我被分配跟随冉老学习,每天上午随他出诊抄方,每当患者来诊,冉老口述,我记录病案和处方。1958年2月,根据中央卫生部当时关于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我又受命拜冉老为师。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领导带我至冉老家中,我向冉老和冉师母恭恭敬敬地行三鞠躬拜师礼,正式成为冉老的弟子。

研究所设有高干外宾治疗室,接待中央或北京市的领导、在京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社会名流,由冉老主持。我跟随冉老曾为陈毅、陈赓、乌兰夫、彭真、邓拓等领导,一二百名外国专家以及袁雪芬、周信芳等演艺界名流诊治过疾病,效验卓著。1958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来京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因头痛,自服《验方新编》所载之“治诸般头风医方”,家属失误,所用乌头超量,致陈老出现上下肢发麻、恶心、呕吐、神智呆滞等症状,卫生部保健局请求出诊,冉老处以一方,第二天陈嘉庚神智渐清。

随冉老出诊之余,我还要参加北京市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班(简称在职西学中班)的课程。学员都是北京各大医院在职临床医生,重点讲授《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当时没有固定教材,老先生们按自己的理解讲授,因而各具风格。有的直接讲原著,有的则不然,比如岳美中讲授《金匮要略》,就以尤在泾的《金匮要略心典》为课本,《黄帝内经》就以《内经知要》为教材。老先生们对经典大都背诵如流,十分精彩,很难再有这样的老师了。所以我最初是跟师与跟班听课相结合学习中医。

1960年,中医研究院对前一阶段的师带徒效果进行了考核,召开了数次座谈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调整了师徒工作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一师多徒、一徒多师制度。因冉老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就按照组织安排,随岳美中先生临诊。岳老当时担任内外科研究所内科副主任、肾病和传染病组组长。他曾多次为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米高扬等外国领导人看病,被中医界誉为“圣惠传方”,获得周恩来总理、吴阶平教授等高度赞扬,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我每日随岳美中抄方诊病,大约一年有余,后来只要时间允许,我依然会随岳老出门诊,岳老80岁的时候,每周还有一次门诊,我仍然奉陪左右。这样断断续续随诊20余年。

访谈人:1980年,您提出开展清宫医案整理的建议,是有什么特殊契机,还是为了却1956年的那次参观的“一闪念”?

陈可冀:要说契机,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故宫也重新开放了,我又想起了那些陈年档案,经多方了解,得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材料不仅数量巨大,且十分完整,包括皇帝、后妃、太监及王公大臣等原始诊病记录。1980年秋,我正式向领导建议,对这些宫廷医药档案进行整理研究,得到了当时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和西苑医院院长郑学文的支持。季院长毕业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到了延安,是位老革命,之前是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司长,他保持着延安干部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言必行,行必果。他亲自给故宫博物院领导打电话商谈此事,获得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意,双方正式达成合作整理协议。立项以后,季院长在时间和人员上给予很多支持,组成了清宫医案研究室,并派出拍摄人员。那时我学习中医并参加临床诊疗工作有20多年了,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任为传统医学专家咨询团顾问,组织上也信任我。

访谈人:您能谈一下具体整理过程吗?

陈可冀:我们研究室有徐艺圃、周文泉、李春生、江幼李几人。经故宫博物院允许,我们进库房开展工作。由于过去人们对明清档案的兴趣都在政治方面,对医药档案不懂也不重视,这些档案材料装在麻袋里面,放在楼上不起眼的角落。我和课题组同事将麻袋打开想取出档案,可是,刚一打开,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还伴着粉尘,弥漫在房间里,我们常常被呛得咳嗽、喷嚏、流泪。有些档案年代久远,手一碰就碎了。这也说明抢救整理之急迫与必要。我们小心翼翼地拂去尘土,翻开每一张纸,检查内容并判断其价值。

这些档案皆为手抄记录,字体工整,或书于杏黄册内,或书于大红笺中,或书于九色宣纸笺上,琳琅满目。一些年代久远者,字迹已模糊,有些则保存完好,有的装订成一本一本的,也有的是一张一张单页的处方。我们一一归类拍照。

我们总计查阅了三万多件档案。令人惊喜的是,有些档案十分完整,有不少医案当年封存后不曾启动过,保留了原始样貌,十分珍贵。内容有脉案、内务府抄件、皇帝及皇后用药底簿及配方、御药房各项记录、皇帝有关医药之种种“朱批”、宫中敬事房档案及皇上“起居注”等。我们把这些档案大致归为6类。

(1)历朝帝王后妃等的“进药底簿”或“用药底簿”,实为御医诊治帝王后妃等患病的原始病案历记录,翔实完整。有的则逐日记载,一年订成一册,如同治皇帝患天花病,自发病至驾崩,长达36天,病状处方每天记录,前后相承而无空缺。其中以“老佛爷(慈禧)用药底簿”“光绪用药底簿”“宣统用药底簿”及“总管(李莲英)用药底簿”等最为系统,其间有数年连续,无一日或缺。(2)诊治帝王后妃等的脉案笺或医方笺,有些脉因证治、理法方药相当完整,也有的仅有病证名与医方记载,此类档案数量颇多;虽有年代不可考者,但均是真实的脉案记录。(3)皇帝有关医药的“朱批”及“谕旨”。(4)皇帝或皇太后起居注及内务府抄件。(5)御药房各项记录、配方簿。(6)实录及其他。此外尚有一些护理疾病的记录,如恭亲王病重时的特别护理记录,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

访谈人:整理的结果怎样,出版了多少种?

陈可冀:初步整理拍照工作历时一年多,研究工作则是细致而漫长的过程,直到现在还在进行中,我们根据文献的情况以及研究的深入程度分步出版。我们发现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的医方甚多,颇具特色,于是对治疗慈禧、光绪所患疾病常用的医方首先予以整理精选收录,并试加客观评议。我们第一个整理成果《慈禧光绪医方选议》,1981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设计封面并题写书名。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辑有医方共计391首,其中慈禧太后医方209首,光绪皇帝医方182首。从数量上大致可以看出慈禧的疾病以脾胃病、肝肺疾病为主,曾患有面肌痉挛;她还喜欢通过药物调补。而光绪的病证比较复杂多样,常患眼病、耳病、口齿病、皮肤病,常常头痛、眩晕、筋骨腰痛,脾胃不好,还有遗精病证。单从医方来分析慈禧、光绪的病证,结果与医案的具体表现一致。

我们编辑时侧重医方的组成与制法,并根据功效进行分类,如按长寿、补益、调经、种子等分编。编排的体例顺序依次是时间、拟方者、方名、用药组成、制法。为了让读者获见原貌,我们首先按原样照录,如补益医方中的“八珍糕”:“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李德立拟八珍糕:茯苓、莲子、芡实、苡仁……共研极细面,加白糖,分两酌量,兑之为糕。”此为原始档案的体例。之后加上整理者的评议,内容主要包括说明该方的出处,阐明分析方义,联系原始档案论病议方,结合现代科学知识进行探讨等。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出版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先后被翻译成日文与英文,日文版1983年由东京美术出版社出版,英文版Imperial Medicaments-Medical Prescriptions Written for Empress Dowager Cixi and Emperor Guangxu with commentary,于1996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此后,我们一边整理,一边通报整理研究成果,我们课题组与档案馆单士魁先生联名发表了多篇文章,以后陆续出版了《清宫医案研究》《清代宫廷医话》《清宫药引精华》《清宫代茶饮精华》及《清宫外治医方精华》《清宫膏方精华》《清宫配方集成》《清宫医案集成》等多种著作,既有资料集,也有研究著作,还有普及性读物。其中《清宫医案研究》1991年获国务院古籍整理金奖,《清宫医案集成》2011年又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中国出版政府奖。作为清宫医案研究的拓展,我们还编著了《中国宫廷医学》。

访谈人:清宫医案的整理研究工作不仅受到医药界好评,也受到史学界重视,如清史研究专家戴逸,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天挺均给予高度评价。请您从整理和研究者的角度谈一下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陈可冀: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是保留至今的最完整的皇家医药档案,反映了清代的医学水平,是继承发扬中医学术精华、研究清代医学史、药学史之重要案卷,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

这些档案记载是否可靠?我们也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核实,曾走访溥杰和溥仪夫人李淑贤等。如档案记载溥仪特别爱吃油饼豆浆,但是消化不良,所以经常吃大山楂丸帮助消化。1981年初春,我们持此脉案造访李淑贤,她阅后说:“溥仪一生常患感冒和消化不良,在我与他共同生活的年月里,几乎隔不数日即感冒一次。溥仪本人由于常年有病,平日颇留心医药,每日三餐后都要进服大山楂丸,日日如此,从不间断,其身体素质与现存清宫脉案记载是一致而有联系的。” 这足以证明原始档案资料之翔实可靠。

这些档案对现代中医药发展也有很大借鉴价值。有俗语说“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认为御医以人情练达为主,其治疗水准平平,应景而已;通过对医案的研究,可以看出慈禧光绪脉案辨证精当,崇尚实效。给皇家治病,解除患者痛苦,疗效佳良是对御医的基本要求。历朝皇帝的朱批显示,疗效不佳,会受到皇帝的申斥、甚至处罚。因此虽帝后等至尊之体,倘病情需要,峻猛毒剧、大寒大热之药仍重用而不忌。如光绪二十三年,慈禧太后已年逾古稀,但据病案,辨证有“胃热饮滞未清”等语,御医则连投大承气汤,病情逐渐改善。大承气汤方中有大黄、芒硝等峻泻药;两个月以后,慈禧又患胃肠道疾病,御医开出的方子中有附子之类的大毒大热之品。显然非外界所传说,帝后千金之体,只能温补,不敢用虎狼之药。清宫的外用药方法多样,很有特色,养生和老年病的调治,经验丰富。总之,档案中的许多方药能对临床各科疾病的中医治疗,尤其对慢性疾病的调理,老年性疾病的防治,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医方和研究课题。

此外,这些档案不仅是医学史、药业史研究难得的资料,也可以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佐证。比如关于同治之死,民间有传说死于梅毒者,医案记载是天花症状,将医案与同治的老师翁同龢日记中记载同治病状的6条记录对比,二者基本吻合,由此可知民间传说实不可信。关于光绪之死,是个历史谜案,传说也很多,光绪病案也能为其死因研究提供一些证据。再如医案既有清代帝王服用西药的记载,也有宫中西洋人服用中药的案例,其中有法国传教士张诚医案一则,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医案二则,这些对历史研究也有价值。

访谈人:您关注老年医学研究是否与清宫医案中涉及老年医学的内容较多有关?

陈可冀:我关注老年医学研究在整理清宫医案之前。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朝鲜东医代表团连续两年来西苑医院访问,第二次停留时间为期一个月,来访者注重交流老年人健康长寿的各种办法,组织上通知我负责接待。我和他们讨论交流数次,并约请老中医岳美中、钱伯煊等分别与他们座谈。岳老从事老年保健经验丰富,谈得十分生动,引人入胜。我本来就从事心血管病临床专业,这一领域与老年问题关联度很高,引起我对老年医学的兴趣,从此开始留意与老年医学相关的问题。

岳老长期担任中央首长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在治疗老年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文革”以后,我仍然每周有1—2个半天随岳老临诊,在诊疗之余,便请他讲述老年病治疗经验。1975—1976年,岳老因病住到西苑医院心血管病房里治疗,在他精神振作时便与他谈论老年病防治经验,岳老口述,我聆听并记录,日积月累,整理成《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的经验》一书,1978年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医治疗老年病的专著,日本同行作了全文翻译介绍。付印前,岳老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改,修改记录原件我至今珍藏着。岳老时常为叶剑英元帅诊病,叶帅《八十书怀》发表后,岳老和韵一首,叶剑英特嘱咐将此诗刊于书首[1]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口老龄化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联合国将1982年定为“国际老人年”,并提出 “Add life to years”(让老人焕发青春)。中国是人口大国,老年问题自然十分突出。此外,随着我自己年龄的增长,也使我对老年健康问题日益关注,而传统医学中有极丰富的老年医学理论和经验,如加以整理利用,对人类健康亦是贡献。我希望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老年医学问题。在季钟朴院长的支持下,1981年我主持组建了西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这是全国第一个老年医学研究所,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病专科中心,这为日后开展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提供了平台。

访谈人:您在论述传统医药老年病研究方法时曾经指出,首先应系统整理继承中医学术中关于养生寿老的古典文献,能介绍一下您有关这方面文献的整理研究情况吗?

陈可冀:中医关于养生、摄生、养老、寿世的文献很多,可谓卷帙浩瀚,丰富多彩,记载了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和医药学家与衰老作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价值的老年医学科学资料。由于这些文献蕴藏于古籍中,查找不便,加上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加以整理,或者校勘注释、或者分类辑要,以更便于获取和阅读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

北宋陈直所撰《养老奉亲书》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它比西方弗洛耶1742年的《老年保健医药》早600多年。《养老奉亲书》的影响很大,像《遵生八笺》《老老恒言》等至少20余种古籍都引用过该书的内容,还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从元到清代直至民国,都有刊本。这部书很长时间都是老年保健的普及读物,对于当今也应有参考价值。1981—1982年我和李春生医师合作对该书作了评注,这也是岳美中先生的遗愿,岳老生前对部分篇章提出过指导意见。我国老年医学会黄树则会长很是赞赏,为本书撰写了序言,1986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4年又出了第二版。

差不多同时,我与李春生医师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查阅古典医籍两千余种,摸清了老年医学文献的情况,1984年在《河南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丛述》一文。其后从中精选三百余种古典医籍,组织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20余人,从1983—1985年,历时三年,编成《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一书。收录文献上自先秦下至民国,130余万字,由我和周文泉、李春生教授共同主编。文献按内容分为十大类,即专著类、养生类、医理证治类、医案类、医话类、方剂类、药物类、食疗类、针灸类、气功类。每类以书目为纲,朝年为序,逐一介绍其有关老年医药学的论述。这项工作进行中得到了老年医学会黄树则会长、全国人大常委董建华教授以及著名老中医姜春华、邓铁涛、李聪甫的指导与支持。1987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后香港中华书局也出版了。

《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如何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老年卫生保健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作为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我们能做的就是传播中国传统医学知识,提高人们的老年保健、养生观念;采用丰富多彩的传统医疗、养生、保健方法,降低老年慢性病的发病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于是我们决定扩充内容,又增加了31种文献,采用文献达到338种,于2014年出了第二版。第二版扩增的除了医学文献,尚有《孝经》《周易》《孟子》《春秋繁露》《养性法》《老学庵笔记》《病榻寤言》《颐养》等诸子文献与文人杂记,还有《茶经》《续茶经》等食疗著作。

其后,我和团队同仁又对抗衰老中药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补益类长寿植物药概述》 和《抗衰老动物药概述》 两文,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很大的兴趣。又总结了1920年以来关于抗衰老中药的研究成果,编撰出版了《抗衰老中药学》一书,总汇了我国研究延缓衰老药物和方剂的成果。养生文献与老年医学文献密切相关,我们还对历代养生文献进行了整理校勘,出版了《中国养生文献全书》。

访谈人:通常的文献整理研究主要是点校、注释、考证之类,一般是从书本到书本,您还依据文献开展了相关临床和实验研究,能具体谈一下吗?

陈可冀:对文献进行点校、注释、考证等是正确理解古人思想方法的必要过程,这个过程叫作“知古”。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文献整理研究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对临床或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所谓古为今用。但是,我们也要有鉴别、有改进地利用,这就需要我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深入研究,去伪存真,进行二次开发,在古人经验的基础上融入新的知识。

以清宫医案而言,虽然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根据病案可以大致判断出处方是否对证。但是,我认为光凭经验还不够,还应该结合中医理论,进行临床验证,并通过实验研究解释其机理。这样才能让清代皇家的养生经验发挥更大作用,走进寻常百姓家。清宫医案中涉及老年医学的内容较多,我从中选择一些有价值的方药,指导我的研究生开展了临床和实验研究。

如清宫寿桃丸(原名蟠桃丸),本为乾隆所用医方,由益智仁、胡桃肉、枸杞子、大生地等8味药物组成,具补肾益元,补益气血的功用。我们选择有衰老见证的临床病例,随机分组进行对照观察,结果显示该组方有减轻肾虚衰老症状的效应,其抗衰老作用优于维生素E对照组,具有降低老年人血浆过氧化脂质含量的作用。我们与北京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室、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化学分析组等单位合作,采用头发微量元素测定,血浆过氧化脂质测定、智力测验、肺功能测定,并配合大鼠肝匀浆(体外)生成脂质过氧化物和鹤鹑寿命试验等现代较为先进的科学指标,探讨了清宫寿桃丸延缓肾虚衰老的机理。

我们还对慈禧太后所喜用的治疗老年人“脾虚”的宫廷成方“八仙糕”、皇家用于抢救的古方生脉散、延年益寿药“长春丹”“御制平安丹”“龟龄集”等清代宫廷“延年益寿”方剂开展了临床和试验研究。从这些方剂对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自由基及性激素等方面的作用做了一些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如古方生脉散为针对气阴两虚之良方,临床研究表明,对75例老年人气阴两虚衰老证候确有效果,并可改善老年人肺功能。

茶饮是清宫重要的食疗手段,我们对由乌龙茶、六安茶、紫苏叶及山楂丝等6种药物组成的清宫“仙药茶”开展了研究,临床和动物实验显示,该药茶对脂肪的廓清减少血清混浊度方面有明显作用,还有降血清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减肥功效,对喜爱脂肪食物的人群可能很有益处。根据清宫医方制成之“紫禁城牌老年皂”治疗老年皮肤瘙痒症,有很好的效果。清宫大补酒,也有较好的强壮补益作用。清宫医疗经验系列研究工作,目前尚在继续进行中。总之,我们希望古代老年养生经验、甚至昔日帝王家的保健经验,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验证,能够为寻常百姓服务。

我曾读到过林语堂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守古与维新》,其中引用了王充《论衡》语“知古不知今,谓之沉陆;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诚为箴言。守古不变则沦于沉湎僵化,知新不温古则忘本盲从,故中医学的发展应当是:尊古而又能融新。

访谈人:如果说整理古代医学文献是开展中医学研究的必要步骤,您还主编了《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是基于您的个人兴趣还是怎样的考虑?

陈可冀:兴趣肯定的,但这个兴趣是工作中逐渐萌生的。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古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诊疗之余,我常常翻阅古代医学原著,从中汲取营养。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医学重视宏观思辨,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如《周易》的阴阳概念与中医药的阴阳辩证理论,《黄帝内经》的不少篇章是在老子“养生之道”基础上发挥的,因而也有“黄老之学”之谓;再如《尚书·洪范》五行体系与中医药的五行学说、《诗经》《山海经》与本草学、《汉书·王莽传》中的尸解内容与《灵枢》《难经》中的脏腑理论等,均可以印证传统文化与传统医学之间的关联。

传统医学与民俗及日常生活也密不可分,我出生于福建,幼年时常常看到亲朋邻里有求佛给众生治病的举动,传统医学受到了宗教的影响,进而成为一种民俗;此外我们日常的饮食起居、文化艺术等,无不与传统医学互相渗透。从中医学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脉络,而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那里。由此,我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间的血缘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回福建探亲,与福建科技出版社谈及出版丛书的想法,不意竟得到他们的很大共鸣,给予我多方支持和鼓励。计划开始实施后,我意识到这是一项吃力但不一定讨好的工程。说吃力,是因为这项工作囊括了中医学与远古文化、周易、道家、儒家、佛家、兵家、天文象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饮食文化、民俗等方方面面的联系,不仅内容广泛,探隐溯源的任务更是艰巨;与科学不同,文化问题历来见仁见智,难于统一,即便各分册作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何况广泛得多的读者。但是也不能因此止步,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我们聘请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宗教学家赵朴初、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以及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俞长荣等中医名家做顾问,他们给予丛书很大支持。比如,《佛学与中医学》分册作者耿刘同、耿引循访谈赵朴初先生,不仅论及佛学问题,赵先生还就荀子、孔子、庄子的一些论说与中医学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十分可贵。出版时,我们对于各分册之间不尽相同的学术观点,也不强作统一,既是对各流派观点的尊重,同时也想留供大家争鸣,而后完善。

经过几年的努力,1992年《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问世了,初版共11个分册,分为《周易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儒家文化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赵朴初特意题写了书名。

据我了解,这套丛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好。1999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为张岱年、季羡林、侯仁之、何兹全先生88龄米寿及王元化先生80大寿祝寿,我应邀出席,并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由汤一介先生主持,季羡林先生颁发聘书,这套丛书是得到这些学者们认可的。

2017年,我们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增订,在征求多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已经出版的11个分册进行了增补改写。同时增加了《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4个分册,使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联系,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希望通过探赜索引中华文化与中医药的关系,使中医药学和中医药文化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


[1]叶剑英原文: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岳美中和韵:一整科研喜倡兴,承先启后有多人,《内经》岁露嫌迷路,宋代《局方》待洗尘。新学理当勤汲取,遗猷讵可任湮沦,夕阳莫叹黄昏近,晚斋风光分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