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底，我的维和任务即将结束。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离开甘塔镇，离开这片红土，离开这些可爱的人了。一想到要离开，我的心里就像被红土堵住一样，沉甸甸的。
这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在忙碌。白天，我和比鲤交接工作，把这一年来的案件记录、巡逻路线、当地警察的培训资料一一整理好。案件记录里详细写了每一个案件的侦破过程，比如圣约翰河凶杀案的证据链，“依萨克男孩”抢劫案的抓捕方案；巡逻路线图上标记了每一个危险地段，比如索科帕镇附近的雨林小道，火火镇的泥坑路段；培训资料里有我根据甘塔的实际情况编写的执法规范，比如如何与部落长老沟通，如何在雨林里追踪嫌疑人。“这些都是我们用经验换来的，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以参考。”我对比鲤说，“遇到难办的案子，多跟村民聊聊，他们知道得比我们多。”
比鲤接过资料，小心翼翼地放进文件夹里，像是在珍藏一件宝贝：“刘警官，谢谢你。这一年来，你教会我的不只是办案技巧，还有怎么当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以前我觉得警察就是抓坏人，现在我知道，我们更要保护好人。”
晚上，我去中文课的教室和学生们告别。学生们都来了，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礼物：安娜老师送了我一幅画，画的是春节晚会的场景，广场上挂满了灯笼，人们围着篝火跳舞，画得栩栩如生；农民保罗送了我一袋木薯粉，是他自己种的木薯磨的，还在布袋上绣了一朵小花；几个学生送了我用红木雕刻的小雕像，有我的样子，还有大象和狮子——虽然雕刻得不算精致，却满是心意。
“刘老师，你走了，谁教我们中文啊？”安娜老师的眼睛红了，声音有些哽咽，“我们还想学习更多的中文，还想知道更多中国的故事。”
“我已经把中文课本和教案留给比鲤了，他会继续教你们的。”我安慰道，“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回来的，看你们的中文有没有进步。”
阿尔伯特一直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手里攥着一个布包。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阿尔伯特，怎么了？舍不得我走吗？”
他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泪水：“先生，我舍不得你走。你走了，谁听我说想当农业专家的梦想啊？谁教我中文啊？”
我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阿尔伯特：“这里面有很多中文单词和农业技术资料，有杂交水稻的种植方法，还有温室大棚的搭建技术。你要好好学，等你考上中国的农业大学，我去机场接你。”
阿尔伯特接过笔记本，紧紧抱在怀里：“先生，我一定会好好学的！我会考上中国的大学，回来教甘塔的人种水稻，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离开的前一天，我去了索科帕镇看望老村长。他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正在田地里查看水稻的长势——是中国农业专家教他们种的，已经长到膝盖高了，绿油油的一片，在阳光下像一片绿色的海洋。
“刘警官，你看，这水稻长得多好，再过几个月就能收获了。”他笑着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到时候，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米饭了，再也不用吃木薯粉了。”
“老人家，这都是你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我说。
他拉着我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红木，递给我：“这是我们索科帕镇最好的红木，是我特意给你留的。你带着它，就像带着我们的祝福。以后不管你在哪里，都不要忘记，甘塔有你的朋友。”
我接过红木，沉甸甸的，表面打磨得很光滑，能看到清晰的木纹。“谢谢你，老人家。我会永远记住索科帕镇，永远记住这里的水稻。”
离开的那天，甘塔镇的人都来送我。他们站在路边，手里拿着鲜花和水果，不停地挥手。比鲤、阿尔伯特、埃玛市长、中文课的学生们，还有几个村长都来了。阿尔伯特抱着我的腿，哭得撕心裂肺：“先生，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会好好学习，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阿尔伯特，我会回来的。等你考上中国的大学，我就来接你。”
我坐上联合国的车，车缓缓驶出甘塔镇。我回头看了一眼，阿尔伯特还站在路边，手里拿着我给他的笔记本；科菲老人站在田地里，身边是绿油油的水稻；广场上的灯笼和春联虽然已经换了新的，却依然透着春节的气息。车窗外的红土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像一片燃烧的火焰。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红木和阿尔伯特送的稻草鞋，心里默默地说：“甘塔镇，我会回来的。我会看着阿尔伯特实现他的梦想，看着这里的水稻年年丰收，看着这片红土上的和平之花永远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