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口述史、环境史到环境志

环境志是口述史学与环境史学在实践过程当中形成的新学科、新领域，是解决同一环境问题的差异化认知等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度日益提高，环境史研究备受关注。与口述史学的学科融合是环境史研究在实践过程中针对特定问题探索出的一条新路径，从学科定位的现实需求上来讲，该领域亟须从理论、研究方法、实践应用等方面不断拓展、外延。

（一）口述史

口述史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中存在由来已久，无论是西方文化中的《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史诗巨作，还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史记》等神话、典籍都大量记录或引用来自不同群体、阶层的口述史料。现代口述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口述历史研究室，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口述历史研究开始步入快车道。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第一次针对口述历史的史料评价、口述历史工作者及其机构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及标准制定，使得口述历史研究趋于规范化、科学化。我国的现代口述史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大致经历了西方文献译介、评述到形成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口述史研究体系的发展历程。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抑或“非亲历者或知情者写作的历史回忆录”。^[2]由于口述历史在历史事件记录方面往往具有讲述人亲历性、情感性及叙述视角多样性等特点，在完整还原历史事件、历史细节补充等方面能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形成互补，因此具有其独特的理论及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电子声像技术、计算机科学等新技术手段的变革、兴起，录音、影像记录等手段大量应用于口述历史研究中，口述史研究正呈现蓬勃的生机。在左玉河看来，我国口述史研究当前正呈现多元化、多维度推进的良好发展形态，但也应进一步注重研究的规范化^[3]。首先，严格区分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其次，口述访谈者的门槛应进一步提高，对于其行为进一步进行规范，而不应仅仅“你说，我录，后整理”；最后，口述者的口述访谈也应进一步规范。

（二）环境史

1972年，R.纳什在其著作《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中最早提出环境史的概念，并确定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类及其全部栖息地的关系。由于环境史学科属性中兼具史学社会科学属性及生态环境自然科学属性，环境史研究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研究范畴，对于其学术归属、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等主题，来自生态学、环境科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及研究。对于环境史的学科名称、学科对象等学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知。从学科的名称上来讲，在不同研究领域，环境史具有“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环境变迁史”等不同的学科名称，但通常来讲，大致都认可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史”应该是 “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4]学科名称的不统一带来的一个问题即研究对象的不统一、学科外延边界认知不清晰，如美国学者修斯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认为环境史研究人类与自然群落、环境与人的相互影响及作用，环境思想与观念；唐纳德·沃斯特则从史学视角出发，认为环境史是历史与自然的结合，是自然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位置的历史。我国环境史学研究紧随西方研究，研究学者借鉴国外环境史的研究思路及方法，从不同学科维度对环境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开展了讨论，如王利华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认为环境史（生态环境史）是考察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间双向互动、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5]满志敏从历史地理视角出发，认为环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环境变迁，因此，对于环境的定义及其外延范围的界定至关重要；^[6]陈志强从史学视角出发，认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类长时段的生存与发展，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给出新颖的解释。^[7]

（三）环境志

环境志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在环境史研究实践过程中与口述历史的有机融合，其产生具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对环境志的简单理解，其落脚点在于环境史，采用口述史的学科方法，其研究的核心依然在于人与自然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互动。从口述研究史的产生来讲，以环境灾害事件发生后，为克服“集体记忆的集体失忆”，口述史研究学者第一时间对于灾损群体的访谈、记录为例，口述史料是对环境史研究中文献及实物史料的有力补充，对于弥补环境史史料中的不足，为环境史提供更鲜活、细节更丰富的资料，从而深刻地理解环境变迁、环境事件中人的思想、行为，全面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及理论价值。与口述史与环境史研究一致，随着环境史与口述史研究的日益发展、外延的不断扩大，环境志的研究范围也应不断拓展，并不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深化学科认知，构建环境志的研究体系，而非仅仅只存在于学科方法的机械叠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