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整合分析法

当代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总是反复地证实我国西南地区竟然有20多个少数民族，都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或者南京迁来的移民，有的甚至讲得更具体，具体到经由什么路线，哪个年代迁徙而来，都说得有头有尾，令人不得不信其真。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口传资料都属实，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意想不到的挑战，那就是这批从中原来的祖先们，通过迁徙来到西南山区的定居点后，他们又将如何过日子？要知道，西南地区的生态背景、自然地理背景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适应于中原地区的生计方式在这里根本行不通。而当代的田野调查资料又表明，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中原地区的民族，他们的生计方式不管是与当代的，还是古代的中原地区，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完全照搬中原地区的生计方式，在西南地区根本一天也待不下去，更不用说繁衍生息。

当代的生态民族学告诉我们，所有民族的文化各不相同，他们应对的自然背景和生态系统也各不相同，只有他们持有的文化与所处的环境相合拍，并相互适应、相互兼容，他们才能安身立命。^[3]就这一意义上说，个人想凭借某种机遇，抛开社会力量的支持，忽视生态环境的差异，搬迁至西南地区，活下来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是一个群体搬迁至西南地区，还需要世代延续，那就难上加难了。在这个问题上，只需要区分是群体行为，还是个体行为，在文化整合分析的框架内否定上述分析，从学理上来说，不是一项难题，关键是要克服感情上的障碍，不要被非学理的因素而干扰自身的逻辑思维，那么口传信息的讹误就并不难剔除。

面对这样的口述资料，值得深思之处还在于，这样的传说既然是跨文化的并存，那么其形成原因就理应与具体民族和文化无关，而只能是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国家行政权力的关系更为紧密，不能从具体的民族调查资料入手，去澄清类似口传资料的由来和讹误。

事实上，类似传说的源头恰好是来自清代“康乾盛世”在西南地区统计人口户籍时，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才有意识建构出来的内容，再受到行政力量的宣传和鼓动，才会被西南各民族所接受，有的甚至还进入了各家族的家谱。因而要揭破这样的谜底，必须注意文化的整体性，背景的差异性，注意到因果关系达成的时空重合性。这样的话，正确的答案就会得到最终的破解。当然，要让相信这种传说的各族民众接受学理上的分析结果，肯定会遭遇重重阻力。但实证主义无疑是科学学理的认证依据，经过验证的科学结论决不能迁就感情，不管存在着多大的社会阻力，有理性的人们最终都会接受科学的事实。

众所周知，正式设置“江西行省”，开创于元代。^[4]“南京”为民间所熟知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可是从元代开始，我国广大的西南地区已经被纳入了大一统的国家有效治理之下。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人群规模性移动，必然早已见诸史籍记载，而深信自己祖先来自江西的各民族，他们的先辈在南诏大理时代，就已经见诸汉文典籍记载，唐代《蛮书》《宋史》中的大理，记载虽然残缺，但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一半以上的民族，在这些典籍中都有了可以考订的记载，在时间和空间上，上述口述资料都可以做到不重复。再看，他们的文化生态事实都对不上，这是因为他们种植水稻，但水稻种植技术与南京相比，事实上各不相同，反倒是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互高度适应，其间的差异直到今天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长期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居民，如果今天迁移到云南和贵州的山区，按照今天的传统办法谋生，同样得遭受始料未及的打击和风险，更不用说在远古时代。至少可以断定对上述口述资料作出意向性的结论：他们的先辈来自江西，或者将明代的屯军黏附到头上，是出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考量，按照官府的意愿去书写自己的家族史，以求得更加容易与官府打交道。

有鉴于此，以上关于先祖来源的口述资料肯定靠不住，但用来揭示清代统一全国后的行政手段去认识和利用，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实证价值。我们翻译了相关民族的家谱后，果然发现所记载的祖上姓名，按照辈分排列，大多是在12—16代之间，而且各民族大体一致。通过这样的文献排比后，科学的结论其实就在眼前，这些家谱的编撰上限大体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之际，而这才是这些口述资料符合时间定位要求的可行依据。

当代的田野调查资料同样一再表明，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有不少民众都坚信自己的祖辈是靠刀耕火种为生，或者是靠农牧兼营，甚至是靠狩猎采集为生。^[5]对待这样的口传资料，也得依靠文化的整合方法去伪存真。这里仅以刀耕火种为例加以分析。

作为一种生计方式的刀耕火种，无论从环境史，还是文化史的视角看，都由来已久，本身不容置疑。需要明辨的反倒是这样的生计方式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才得以确立的？既然要编写环境史，哪怕是相对模糊的时间认定、地域界定，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所有的口传资料都办不到。

就工具而论，既然被称为“刀耕火种”，首先就得掌握刀，其次是掌握火，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刀耕火种”。在历史进程中，被称为“刀”的就有很多种，石刀、木刀、蚌刀等一应俱全，但要将林木、杂草连片砍伐，以备焚烧，那么木刀、石刀、蚌刀，乃至青铜刀都无法实施刀耕火种。遗憾的是，相信自己自古以来都是实施刀耕火种的民众，在他们的口传资料中尽管都提到了刀，但却没有郑重声明自己发明了刀。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在哪儿获得刀，在哪里使用刀？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证明西南地区哪个民族发明并制成了铁制刀具，如果没有汉族地区传来的铁刀，刀耕火种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这样一来，西南地区实施刀耕火种的时间上限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凭借大一统行政格局，开始接受了铁制刀具之时，西南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才可能成为他们的文化事实。按照正史资料去推算，绝对不会超过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之前，否则西南各少数民族先辈肯定不可能靠刀耕火种为生。

再看刀与环境的关系。常识告诉我们，在人类没有干预过的生态系统中，肯定有繁茂的树林，千年古树所在皆是。可是时至今日，在传世的刀具中，没有一件能够在耕作季节内砍倒一棵合抱粗的大树。这将意味着实施刀耕火种，即使有铁刀，也不可能是随处乱砍乱烧。在远古时代，真正能实施刀耕火种的地段理当极其有限，仅限于山区的山脊区段，这一地带土层瘠薄，缺水，易遭冻害，对植物生长不利。在这样的区段，地表只能长出灌丛和杂草，哪怕是最粗糙的铁刀，凭借有限的人力实施砍伐，完全可以做到。如此来看，刀耕火种的空间定位也十分重要，各个民族祖上实施刀耕火种，不是谁都需要做，只有居住在最贫瘠的地段的居民才可能被接受，也才可能延续下来。而且在实施刀耕火种时，西南地区长出的繁茂的亚热带丛林，绝对不会成为他们的耕作对象。时下，不少研究者一口认定，历史上实施的刀耕火种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论断显然违反了文化生态的整体观。

再看刀耕火种的种植对象。在实施刀耕火种的各族乡民的口述资料中，他们都众口一词认定种小米、玉米、棉花。对这样的口述资料，问题又会出现，因为他们种植的这些作物，没有一种是亚热带丛林的本地物种，这样的外来物种都来自相对干旱的草原，既然不是本地物种，他们是如何获取作物种子的？这同样是必须正面回答的重大问题。要知道，在遥远的古代，交通极其不便，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祖先凭借自己的力量，要引种来自几千公里，乃至上万公里外的作物，靠文化整合的力量也根本办不到。如果他们的先辈要在远古时代获得这样的物种，并发明相关的种植技术，同样得仰仗各民族之上的国家行政力量，才能化解这样的空间隔离难题。于是，问题的起点又得回到时空得以重合的汉代开拓西南夷的军事行动，以及张骞通西域的探险活动，这时才引进石榴等来自波斯的物种。^[6]经过这样的文化生态整合分析，当地祖辈刀耕火种种小米为生的时间不会早于西汉，最早的种植区域不会超过当时西汉的辖境；刀耕火种最早并不是少数民族来发明的，而是与汉族一道来完成的生计策略。至于用刀耕火种种玉米和棉花，其时间上限就更迟了，肯定是明清以后的事情，开始种植的区段同样是国家行政力量容易抵达的交通沿线和集镇附近。

再就作物的生物属性而言，人类虽然可以驯化各式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生长生活状态，但动植物的生物属性肯定具有顽强的稳定性，不会因为人的短期活动而轻易改变。比如上文提到的小米，由于它的原生地是在干旱草原，因而它至今依然需要在碱性土壤中才能生长。遗憾的是，广大的西南各民族生息区大多处在亚热带季风区气候下，土壤普遍呈酸性和强酸性，如果不实施刀耕火种，即令如何精耕细作，小米也基本不会发芽，即使发芽也不能正常生长，很快会被杂草淹没，更别说有收成。这样一来，能够在西南山区种植小米的关键技术环节，恰好需要刀耕火种，因为可以让土壤暂时成为碱性，并能够支持小米的一季生长和结实。当地乡民的口述资料也可以作证，“小米只能种一季，第二季便不结实”。^[7]由此来看，发明刀耕火种正是在这一关键环节取得成功。但派生的问题在于，通过这样的技术操作，其规模和可能获得的收益，显然有限，要养活十几个民族的广大民众也是办不到的。经过这样的逻辑分析，小米对他们而言是奢侈品，最多只能满足国家的税收，而他们的正常生活必须另有稳定的依赖。今天口述资料中记载很多民族都种小米，这肯定是非常晚近的文化事实而已，而且他们的主粮至今还不能完全仰仗小米。这将意味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西南地区肯定还有其他食物供当地各民族生活所需。

日本学者提出了所谓的“照叶林文化”概念。堀田满明确指出在远古时代，亚热带地区的主粮不可能是小米，亚热带地区能够自然生长的块根作物和泽生植物，只需通过人类简单地管护、移栽，要满足日常生活，绰绰有余。^[8]事实证明，靠丛林和湿地中长出的作物为生，完全符合“最佳觅食模式”的学理推测。今天的田野资料反倒可以证明，要靠这样的植物为生，连农具都不需要，靠竹刀和木棍就可以完成操作。要对付的大敌反而不是病虫害，或者杂草的干扰，而是要对付兽害，因为森林中的众多动物会抢夺美味的块根作物，于是农耕和打猎必然成了无法解开的孪生兄弟。对于这一点，宋代成书的《岭外代答》和《桂海虞衡志》可以提供佐证。而《后汉书》提到的“牂牁郡”，明确指出当地乡民可以以桄榔木为生，则更具作证价值。^[9]这是因为这种高大的棕榈科植物，可以在茂密的丛林中正常生长，病害、虫害和兽害都不会严重地影响它的生长。当地各民族只要发明能够挖去树心的技术，那么，这样的作物作为西南远古先辈的主粮，其可信度更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甚至不用铁刀，只需石刀就可以砍伐桄榔木，如果赋以这样的国外资料，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了。此前学术界提到农业起源，只关注禾本科作物，显然没有注意到我国西南地区的亚热带丛林系统的特殊性。以上提到的典籍和当代田野资料可以证明，将这一地区最早的农耕种植对象定位于非禾本科的植物，也许更贴近历史的真相。

总之，不管对待什么样的口述资料，都需要按照文化的逻辑将涉及口述资料内涵的所有文化事项，加以最大限度的分析，探明其来路的时间和空间，然后再按照时间、空间、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进行梳理。只有上述几个方面碰到同一交点上，能够互相整合时，所形成的结论才不至于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