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别立新疏体例：唐疏《易》《书》皆不足传

惠栋自早年锐意经史，著有《后汉书补注》24卷，中年之后才开始潜心于经学考证。传世的著述有近四十种二百余卷，其中经史考证著作占绝大多数，而经学考据著述又占其经史考证著述中的大半。惠栋对于清代中前期经学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近代经学，北平孙退谷（承泽）五经皆有著述，而其书不足传。昆山顾宁人，博极群书，独不通《易》学。萧山毛大可《仲氏易》、南海屈介子《易外》，非汉非宋，皆思而不学者也。”[29]在经学考据方面，惠栋最重视当时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的《易》《书》二经。在惠氏看来，“唐人疏义推孔、贾二君，惟《易》用王弼，《书》用伪孔氏，二书皆不足传。至如诗、春秋、左氏、三礼则旁采汉魏南北诸儒之说，学有师承，文有根柢，古义不尽亡，二君之力也。”[30]这就是说在“六经”当中，由于唐代孔颖达、贾公彦在为《易》《书》作疏义时，分别用尽扫汉易的王弼和作伪古文尚书的梅赜两人的文本及注解，经文和经义已失其原貌，变得真伪莫辨、荒诞不经，因此惠栋生平治经的主要精力集中于重新注疏这两部经典。如惠栋所言：“说经无以伪乱真。舍《河图》《洛书》《先天图》，而后可以言《易》矣。舍十六字心传，而后可以言《书》矣。”[31]在新疏的过程中，他有意与宋代经学相区别，尽扫为圣人立言的“六经注我”的思辨玄风，转入借圣人立言的“我注六经”的实证朴学。

惠氏尚书学著作主要是《古文尚书考》二卷。第一卷主要是辨伪，是从传世的古文尚书58篇中，厘分出孔安国所传的33篇真古文与梅赜作伪的25篇伪古文。第二卷则分篇考证古文尚书语句的原本出处，广征博引，多能发前人所未发。由于惠栋注意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与自己的观点大同小异，因此大体上只是就一些细节考证方面进行了补充完善。惠栋弟子江声后来又在阎若璩、惠栋等前贤的努力基础上，著有《尚书集注音疏》，继续光大惠氏师学。与此同时，王鸣盛、段玉裁等人亦有专书问世。嘉庆二十年（1815），孙星衍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成为清人新疏中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尚书学著作。对于惠栋在尚书学方面的贡献，孙星衍曾指出，“及惠氏栋、宋氏鉴、唐氏焕，俱能辨证伪传”[32]，给予惠栋以公正的评价。

在辑佚和整理汉代易学方面，惠栋可谓是自信满满，独步一时。其一生研究易学的著作有近20种，如《周易述》四十卷、《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增补郑氏周易》（皆收入《四库全书》）、《易微言》《周易本义辨证》六卷、《易大义》《易法》《易正讹》等，其中传诸今世有17种，几占其生平全部著述近40种之半数。[33]易学在惠栋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凭借他在《周易述》和《易汉学》等著述中所奠立的学术体例与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使他成为乾嘉汉学中吴派的开山人物。

惠氏易学的首要贡献在于辑佚汉注。汉代易学至唐代以后就基本散佚失传了，皮锡瑞曾总结了汉易散佚的大致过程：“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34]唐宋以来，传世文献保留了汉代易注较多的惟有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一书。直至宋末，王应麟开始搜辑古书之学，才辑有《郑易注》一卷。惠栋易学与尚书学、春秋学一样，皆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父惠周惕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其父惠士奇有《易说》《礼说》《春秋说》等。惠栋在《易汉学》自序中指出，惠有声已经“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后来口耳相传，至惠士奇成《易说》六卷。惠士奇在此书中认为传诸后世的王弼易学出自费直，但王弼将其“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他要求撇开王弼的义理派易学，重新光大汉代象数派易学，包括“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等汉代易学。[35]这些汉代象数易学虽然各有不同，然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表现出明显的尊古返汉的治学立场。惠栋继承了这个治学方向，进一步认定周易经传之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最终以昌明汉学为己任。他以《周易集解》为蓝本，仿照王应麟《周易注》的做法，辅以经史子集、杂文稗史，广为搜考，集腋成裘，历时三十余年结集成《周易述》《易汉学》等著述，汉代易学文献及其思想梗概至此才大致可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序》有曰：“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栋始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曰《周易述》……其所述大抵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36]从清代中前期整个易学发展史来看，惠栋易学著述是继清初毛奇龄《图书原舛编》、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胡渭《易图明辨》等著作之后，大规模辑佚和复兴汉代易注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为清代乾嘉汉学重要支流——汉易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丁杰、张惠言、孙星衍、焦循、李道平等人又继之而起，要以焦循青出于蓝之“易学三书”为代表，终于使清代易学风气为之一变，面貌为之一新。

惠氏易学的第二个贡献，是明确宗主汉学，排斥魏晋以来的易学，即排斥王弼而主孟喜、虞翻、京房、荀爽、郑玄和费直，直接开启了乾嘉时期所谓的“汉学”这一学术传统。郑氏虽以古学为宗，但是能够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融贯会通，因此，“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37]在惠栋易学著述中，《易汉学》最为简明扼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尤见功力。不过，皮锡瑞曾经清楚地指出了惠栋易学的缺点，他在《经学通论》中说：“国朝二黄、毛、胡之辟宋学，可谓精矣，图书之学，今已无人信之者，则亦可以勿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之书亦可从缓。”[38]当为登堂入室之言。

在惠栋《周易述》之后，秉承尊汉之立场，采取文字训诂之方法，为唐宋注疏的经典重新进行注疏者，几乎遍及四部，不胜枚举，几乎每部重要经籍都有一些带有总结性的考证著作出现。在典章制度及义理发挥方面，亦佳作迭出。最终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积淀，阮元先后主持刊刻了《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等著作，对经籍的字、音、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释。这是对儒家经籍体系所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结集与整理，功莫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