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戴震哲学思想的理论架构及其形上学基础

——兼对现代新儒家对戴震哲学批评的一个回应

在乾嘉考据学如日中天的时代，考据学界之翘楚戴震写出了《原善》《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等多部哲学著作（这几部书其实只能算是“戴震性善论”的不同版本而已），成为清代哲学的扛鼎之作。按照戴震“人道本于性，性原于天道”的说法，戴震哲学思想整体架构由天道观、人性论、伦理学这三部分构成：首先是自然合目的的、道德化的天道观，其次是“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的人性论，最后是一套以“絜情”为主要工夫的“达情遂欲”伦理学。这个三元一体之理论架构，追求情感与理性、自然与必然、天与人相统一，自成一家之言，在乾嘉道德异化之时代独树一帜，尤见其卓识。

晚清以来，刘师培、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清学研究大家都有“尊戴”“释戴”性质的作品，[1]为后来的戴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越来越呈现两极化的趋势。一方面，戴震考据学方法中的科学方法与实证精神、义理著作“以理杀人”之呼声中反对伦理异化的人文精神与自由性格，皆与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潮遥相呼应，而为世人所推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戴震仅仅局限于知性和情欲的满足，未能就情欲的限制、超越界的关怀和形上学的根据给出圆满解释，因而批评戴学是一种缺少规范性的情欲主义、精于算计的功利主义，或者流于平面肤浅甚至扞格不通的智识主义。换言之，近百年来的戴震哲学诠释中，大概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戴震形象：一个是主张“达情遂欲”的戴震，反对“以理杀人”，关注民生，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但也不免被批评有情欲主义之嫌疑。另一个是主张“德性资于学问”（“能知故善”）的戴震，认为“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2]，不折不扣的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形象，为此他又不免使人有以知识代替道德的疑问。

其实，戴学本人力主调和孟、荀，并不想给人一种分裂的印象。他说：“诚有能志乎闻道，必去其两失，殚力于其两得。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3]，可见他本人对其理论的融贯性是抱有十足信心的。只是由于他兼顾孟、荀的性善论所要处理的问题极具挑战性，有不少跳跃性缺环需要补足，因此引起争论是正常的。关键是经过同情的理解与补充诠释之后，能否证成其一套三元一体的理论架构。本章拟揭示戴震对于乾嘉儒学形上思维衰降的抗议及其在天人关系论方面的特别看法，尝试着回应现代新儒家的严厉批评，重新衡定其对于近代儒学维新的理论意义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