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自序

世之所谓“楚辞”，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诗体，即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的诗体，世称“楚辞体”或“骚体”；二指一部诗歌集的名字，即最早由汉代刘向编辑成书的《楚辞》，主要收集屈原、宋玉及汉人有关“楚辞体”的作品。楚辞在汉代就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了。时至今日，有关楚辞的全部学问，学界多谓之“楚辞学”，或曰“屈原学”。而楚辞文化学便是这门古老学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楚辞》作为一部古老的诗集，目前已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楚辞》的出现，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已进入了文人自觉创作的时代，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同时，也为楚文化的研究保存了一块活化石，提供了一部袖珍本的百科全书。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楚文化，又是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

自西汉刘安的《离骚传》以来，对《楚辞》进行评注和研究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而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我始终牢记业师姜亮夫先生“要对楚辞作综合研究”的教导。犹记己未、庚申之际在“楚辞班”受业期间，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要真正做学问，一定还需要做综合性的研究，要综合许许多多的科目。”“要综合研究楚辞，因为研究楚辞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不单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也需要。”这些话都收在了先生的《楚辞今绎讲录》中，至今读来犹觉新鲜。先生还在给我所写的一段评语中，专门就综合研究的方法作过阐述：“博涉群书是一个最主要的读书方法。专门只搞一、二门，自然容易为功，但成就必然有限。由博返约，然后能切实掌握所要掌握的东西，这即是近年来所盛传的综合研究方法的基本要素。”

余性也鲁。读书既少，融通的能力更差，故常感愧对先生的教诲。然多年来，为配合教学，对与楚辞有关的书也大略读过一些，并围绕楚辞文化这个中心，尝试采用综合研究即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陆续写出了一批文章。这其中的一部分，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楚辞文化探微》。应该说，此书半是师长的教诲和鼓励，又半是应个人教学之需的成果。

《楚辞》是很复杂的文化现象。楚辞文化的蕴含也是异常丰富的。关于楚辞文化的渊源、背景等方面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而我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内容，虽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对楚辞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阐发。故而所采用的方法也是首先从作品本身出发，然后运用与楚辞相关的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保存于《楚辞》的丰富文化蕴含进行探讨和发掘。限于本人的学力，可以想见，这样的研究对我来说自然是很吃力的。但越是深入探寻，便越能令我感到楚辞之“道”的难穷，于是也就越能吸引我继续钻研下去，并因此而产生了乐趣。我至今记得，在我写作《楚辞之“兰”辨析》一篇时，当我从野外发现了兰草和泽兰的实物时，心情是何等的愉悦！现在这两株兰就贮在我窗台上的花盆里，每当夏秋季节，还时时散发着沁人的幽香。

本书主要是围绕楚辞文化而写，可以算一个整体。至其具体内容，又大致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对楚辞来源的探讨，我着眼于楚的固有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及作家本身条件。二是关于屈原思想的清理与发明。屈原是楚辞体即“骚体”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研究楚辞，自然先要认识屈原。而屈原虽是以诗人名世，然又作过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并为南楚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故于屈原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思想的研究应不可少。三是对楚辞代表作《离骚》的研究，或探讨其内部结构的特点，或探讨其象征手法的微义。四是从史、地的角度探讨楚辞文化的有关问题，“史”本《天问》旧闻，而“地”由《离骚》“神游”生发。五是对楚辞文化中的有关民俗现象及齐鲁方音的探讨。六是对楚辞植物文化的研究。最后一篇谈清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刘书在清人的楚辞注本中是很有特色的，然传布未广，难得一睹，故很有介绍的必要。以上虽非我研究楚辞的全部，但多少能反映一些我在楚辞研究方面的情况。其中有些论题，我也很想说出一些别人未曾说过的话来，然而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况且，楚辞文化本是一个大的课题，而我所研究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点枝叶而已。

本书中的大部分篇什，在给研究生和本科生讲课中曾使用过，有些也曾发表。此次成书，又经重新修订，并补写了一些新的篇章。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一定难免，敬祈方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业师姜亮夫先生在病榻之上，还时时关心我的学习和写作，令我终生难忘！及门诸君，如王亚林、周绚隆、姜楠，利用业余时间为拙稿进行誊抄，也应在此一志。

张崇琛

1993年9月1日于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