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来源
“楚辞”之名，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史记·酷吏列传》云：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
又，《汉书·朱买臣传》亦云：
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
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武帝时“楚辞”已成为一种可与《春秋》相提并论的学问了。到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有关“楚辞体”的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九叹》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至此，“楚辞”便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字了。后来，东汉的王逸又为《楚辞》作注，并增入自己所写的《九思》一篇，遂成为今天所流传的《楚辞章句》的本子。
那么，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和文化现象，它是如何产生的呢？简单地说，它是楚国的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所酝酿而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南北方文化交流而迸发出来的火花；同时，也与其代表作家屈原自身的条件及努力是分不开的。具体说：
一 楚国的地方文化是楚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楚之先，出自古帝颛顼，即所谓“帝高阳之苗裔”。周文王时，其祖先鬻熊曾“子事”周王朝；至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便被封于江汉之间，姓芈氏，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遂建国。那时的江汉流域，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楚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左传·昭公十二年》），开发了富饶的南方。此后，楚人在长期独立发展的过程中，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而这种地方文化对楚辞的形成又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楚人勤劳勇敢、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力争上游、反抗外侮的传统，是楚辞产生的思想基础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书的话说：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正是由于楚人的这种奋发精神和辛勤劳动，长期以来，楚地远较中原各国为富足。《史记·货殖列传》说楚地“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在“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北方各国是不多见的。即使是极端动乱的战国年代，楚的长江两岸仍有“平乐”的“州土”（《哀郢》）。像孟轲所说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的情形，楚国还未出现过。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故土、对故国的强烈的爱，实在是有其根源的。
但是，尽管楚国有着自己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还是被北方各国目为“披发左衽”的“荆蛮”（《国语·郑语》），被看作是不开化的“
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不仅不能列于上国之林，而且在“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的口号下，始终成为中原各国征讨的对象。也正因为楚国处在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攻伐的地位，所以又培养了楚国人民一种誓死抵抗外侮和力争上游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楚辞》作品中，那就是“首身离兮心不惩”（《国殇》）的英雄气概和对于“国富强而法立”（《惜往日》）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见，楚辞尤其是屈原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实与南楚特殊的社会及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楚地的民歌对楚辞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诗经》无“楚风”，但“二南”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境内，可以算是楚地的民歌。其他散篇单什，杂见古籍中的，尚有一些，如刘向《说苑·至公》所载的《子文歌》：
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说苑·正谏》所载的《楚人歌》：
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
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
按子文于楚成王时为令尹，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72—公元前625年，则《子文歌》的产生时代总不出这几十年中。“诸御己”，据游国恩先生说，或即《史记·楚世家》之伍举（《楚辞概论》），而伍举谏楚庄王事在庄王三年，那么《楚人歌》的产生也可能在庄王初年，即公元前611年前后。这两首诗歌是现存楚民歌中最早的，虽极其质朴、单调，但在楚国，可算是楚辞不祧的远祖。稍后于此的是《说苑·善说》所载的《越人歌》，那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鄂君子晳（楚康王弟）泛舟时听越人唱的，子晳不懂越语，由“越译”翻译出来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楚、越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首《越人歌》也远较前面两首为华丽，已经与《九歌》中的一些篇章十分接近了。此外，还可以看作是楚地民歌的，尚有《新序·节士》所载的《徐人歌》：
廷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论语·微子》所载的《接舆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尔。
《孟子·离娄上》所载的《孺子歌》（又名《沧浪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载申叔仪的《乞粮歌》：
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徐人歌》的时间大约与《越人歌》同时。《接舆歌》的时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说，“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即公元前489年。《孺子歌》是孔子在楚时听来的童谣，也可定为与《接舆歌》同时。《乞粮歌》的时间明确，鲁哀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82年。
从上面所引，我们约略可以看出自春秋中期到春秋末期近两百年间楚国民歌创作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尽管只是残存的一鳞半爪，但至少能够说明，这些民歌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形式上，都与《诗经》所记录的北方民歌大不相同，而与后来的楚辞相近。尤其是稍后的几首，楚辞的主要形式，如隔句末尾用“兮”字的特点已经开始具备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楚辞就是在这些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左传·襄公十八年》云：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所谓“北风”，即是中原音乐；所谓“南风”，即楚地的音乐，亦即钟仪在晋鼓琴时操的“南音”。而南音之始，甚至还可以追溯得更早。《吕氏春秋·音初》云：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取涂山氏女南音以为乐歌。”）
周公及召公是否取《候人歌》的音乐以为《周南》 《召南》不得而知，但“二南”中夹杂了楚人的风谣及音乐，则是可以肯定的（见魏源《诗古微·二南义例篇下》）。可见，楚国的地方音乐也是源远流长的。
到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地方音乐更为发达。《招魂》说：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阳荷》些。
据《文选》李善注，“阳荷”当作“阳阿”，而《阳阿》与《涉江》《采菱》均为楚国歌曲名。又《大招》 “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的“劳商”和“辩驾”，据王逸《楚辞章句》说也是楚歌曲名。这些歌曲的具体内容我们虽无从得悉，但既然为楚辞作家所标榜，想来一定是当时楚国民间最为流行的新声了。此外，像宋玉《对楚王问》中所列举的《下里巴人》《阳阿薤露》及《阳春白雪》等，也都是歌曲名无疑。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学与音乐还未完全分开，唱出来的是“楚声”，写出来的便是“楚辞”；而千变万化的“楚声”，孕育出来的必然是丰富多彩的“楚辞”。
（四）楚国巫风的盛行，更是楚辞形成的极好的民俗条件
荆楚民俗，最信巫鬼。《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郊祀志》记谷永说成帝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桓谭《新论》还记载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甚至吴人来攻仍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拒敌，说什么“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祐焉”，结果太子后姬都当了俘虏。可见楚国上下巫风之盛。而楚国的巫风为什么会如此之盛呢？郭沫若先生说楚文化是殷文化的“嫡传”，殷人最崇信鬼神，故楚人亦保留其风俗（《屈原研究》）。实际上，楚文化的自成系统，不必待殷人之南下传播，这已为近来的许多地下发掘所证明。而楚地巫风的盛行实有其自身的原因。《国语·楚语下》云：“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在古人认为，巫觋是神明的代表，能通神人两界的意思。为了祈福佑而免灾祸，便常常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迷信的风气，古代各民族中都是有过的。楚地较北方开发为晚，其社会中保留氏族时代的遗俗也就较多，故当周人已“敬鬼神而远之”的时候，楚人却还在那里“隆祭祀，事鬼神”，原是毫无足怪的。
那么，巫风对于楚辞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祭祀必有祈祷，祈祷必用祝辞和歌舞。祝辞是为自己祈福的，即《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及《禳田者祝》（《史记·滑稽列传》）一类的文字，可以说与楚辞的关系不大。而用来娱神的歌舞则不同。歌必有辞，歌和舞也都须有曲，这样，巫歌、音乐便随之发展起来，楚辞也就产生了。《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歌曲。至于《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等，也都是楚辞受巫风影响的明显的例证。
（五）楚方言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故其中方言极多。如“扈”（披）、“汩”（疾行）、“凭”（满）、“羌”（语词）、“侘傺”（失志貌）、“婵媛”（喘息貌）、“娃”（美）、“些”（suō）、“蹇”（语词）等便是。还有楚辞中常用的“兮”字，虽不是楚国方言，但它在南在北，同样是民间的口语，正如今天的“啊”一样。这些楚地的方言，既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大抵西汉以前研究楚辞的人们，多半懂得它的音调，汉宣帝时九江（安徽寿县）被公就能“诵读”楚辞（《汉书·王褒传》）。至隋代，僧智骞（据姜亮夫师《智骞〈楚辞音〉跋》，道骞应为智骞）亦“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隋书·经籍志》），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在隋唐间也还是有的。此后便不甚了然了。不过可以想见，带有浓厚方言色彩的“楚辞”，再以方音朗读起来，肯定是别有风味的。
（六）楚国的地理环境跟楚辞的形成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
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此说虽不尽然，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抵北土环境艰苦，碌碌一世，逃生且不易，又安得闲暇以乐其风土？南方气候温暖，地沃物丰，求生至易，故居人常有闲情逸致；兼以其地之山清水秀，湖光潋滟，更易启幻想之思。正如刘勰所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可见，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自然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总之，楚国的地方文化及其社会风俗、自然环境实是楚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在探讨楚辞来源的时候，首先应该注意这一点。
二 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是楚辞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北方文化传到南方，最早当推舜征三苗。三苗故地的江淮荆楚（《史记·五帝本纪》），正是后来周成王封熊绎的楚国，其时楚王族虽未入主，但舜的长征对那儿的土著肯定是留有影响的。其次是周公和孔子的入楚，也对那儿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产生过影响。而自春秋以来，楚的国势日益强大，先后吞灭四十五国，即所谓“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史记·楚世家》）,“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至楚庄王时，楚更曾一度称霸中原，观兵问鼎，声威赫赫。这样，随着姬姓国家被并入楚版图，以及楚与中原交往的日益频繁，南北文化的交流便也加强了。北方的学者们纷纷到南方去游说、仕宦，如鲁人墨翟曾说楚王，卫人吴起曾相楚悼王，魏人张仪曾以合纵说楚，赵人荀卿曾仕楚为兰陵令。而楚人环渊则成了齐国的稷下先生，楚人陈良“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诸夏对南楚的歧视一直存在，但楚人对北方文化的吸收却是不遗余力的。楚国的大臣申叔时甚至还主张用北方的经典著作《春秋》《诗》《礼》《乐》来教傅楚太子。《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的话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这些建议被采纳与否虽未可知，但楚人对北方文化的重视态度和积极吸取精神却是显见的。而且，我们从《左传》中还可以看出，楚国君臣上下，不少人都能引用《诗经》来谈话。如：
文公十年，子舟引《大雅·烝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
宣公十二年，孙叔引《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成公二年，子重引《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昭公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
昭公七年，芈尹无宇引《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昭公二十四年，沈尹戌引《大雅·桑柔》: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这说明北方文化不仅已经传播到了南楚，而且也开始为楚人所用了。
至于屈赋中所提到的许多北方传说和史实，也有不少与《诗》《书》及《左传》相同或相似。如“鲧禹治水”，既见于《天问》，又见于《尚书》;“夏初之乱”，既见于《离骚》《天问》，又见于《左传》;“舜娶二妃”，既见于《天问》《九歌》，又见于《尚书》《孟子》；伊尹、傅说、箕子、比干、吕望、介推故事，既见于《离骚》《天问》《九章》，又见于《尚书》《左传》，不胜枚举。有些中原的史实，楚辞的记载甚至要比北土的典籍还要详细。如殷先公先王事迹，尤其是王亥与王恒、上甲微事，《世本》《史记》虽载其世系，然皆语焉不详；倒是《天问》中保存了较多的这方面的资料（参《〈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还有不少神话，如羲和、女娲、后羿故事，楚辞中所记也与北土所传大同小异。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北方文化影响于南楚的痕迹。
倘自民俗角度而言，则这方面的影响似乎还可以看得更加明显。楚人的尚卜，除了其民族的渊源外，殷、周文化的影响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详《楚人卜俗考》）。楚人的崇凤，学界也多谓与东夷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楚辞中还有一些词语，如“朕”“猖披”“踥蹀”“终古”等，均带有明显的齐鲁方言色彩，也可以看作是南北文化包括方言互相交流的结果（参《楚辞齐鲁方音证诂》）。战国时期，楚人学齐语似成风气，甚至连孟子都说过“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孟子·滕文公下》）的话。可见，北方文化对南楚的影响实在是无所不至了。而没有这种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楚辞的形成简直是不可能的。汉朝建立后，之所以能很快将中国文化统一起来并传播到各地，楚辞文化的这种超前统一，实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 屈原的家世、经历、性格、学识对楚辞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楚辞的创始人及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与楚同姓，为高阳氏的后代子孙。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熊瑕于屈，子孙遂以屈为姓。而屈氏不但是楚王族的分支，其子孙还历任楚王朝的要职。传到屈原，仍为左徒和三闾大夫。屈原的这种与楚同宗的家世，既令他将爱国与恋宗永远地纠缠在一起，又具有了与一般平民所不同的高度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同时也使他有机会接受教育，并阅读了大量的南楚典籍，从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素养。这样，便为他的楚辞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屈原在政治上的特殊经历，即由“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遭谗见疏，并被长期流放，又使他对南楚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激发了他丰富的感情，即所谓“发愤以抒情”，从而为楚辞的创作也提供了条件。屈赋中大量抨击时政、谴责胄子的内容，实与此有关。而且，长期的流放生活，也使屈原有机会深入下层，了解民风，体察民情，从而写出了不少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如《九歌》中的大部分篇章便是。屈原在任职期间还曾两次使齐，这也使他对当时的学术动态有了直接的了解，并开始从南北方学术思想的差别上去思考问题。《天问》中的大部分问难，既本楚之旧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稷下先生们的质疑。
屈原爱美的习性和好修的品格，更使他的楚辞创作带上了绚丽的色彩和浪漫的情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引刘安《离骚传》的话说：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唐代沈亚之的《屈原外传》也说：
屈原瘦细美髯，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日三濯缨。
这种爱美和修洁的品性，表现在屈赋中便是那高冠长佩、身披芳草、朝搴夕揽、好修不辍的诗人形象，以及内美与外美和谐统一的美学理想。也正因为屈原将自己的个性特征糅进了楚辞创作，所以楚辞才出现了“惊采绝艳”的不灭的光辉。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楚人之多才。”又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屈原在促进楚辞产生和发展方面的功绩，一直受到了后人的称赞。而我们今日探讨楚辞的来源，除了注意其社会及文化的背景外，对代表作家的特殊贡献也是不应忽视的。
总之，楚辞的产生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楚国本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又加上春秋战国以来北方文化的不断影响，于是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耀千古的诗篇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楚辞是时代的产物，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结出的硕果，是一种“聚合效应”，它与先秦诸子发扬蹈厉、放言高论的文章同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其间，屈原的历史性功绩当然不可抹杀。但屈原在文学上的成功，除了其与楚同宗的家世及博学多才的条件外，又是以亡国破家及个人的被斥逐为代价的，所以郭沫若才沉痛地喊出了“深幸有一，不望有二”（《今昔蒲剑》）的呼声。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7月7日“楚辞文化专版”详细转载）